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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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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局面还撑得下去吗?  

作者:admin 来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5-11-02

如果被告的行为属实,无论原告动机怎样,背景如何,都丝毫不能减扣被告的责任。即便原告比被告更可恶,那也是另案审理。不过,大动干戈倒是真无必要。想想看,竟然可以在媒体上为剽窃开脱,剽窃行为本身又算得什么呢?围绕这一事体而生的笔墨官司,实在是一个反映学界空气污染程度的可靠指数。我们知道,在某些地方的某些圈子里,已经形成了行人过街,老鼠喊打的氛围,比如湖北某县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镇长,因反映农民负担、批评当地政府的浮夸而不见容于官场,已远走异乡了。但愿那个圈子里的风气不至吹到学界来。

据报道,最先披露王姓教授事件的《社会科学报》负责人说,此类事“现在实在是太多了”。尽管有此一说,我愿意相信,正如有问题的官员不可能是“多数”,在浩浩荡荡的教授大军中有剽窃行为者肯定是极少数。还有,这种事如同霍然竖在空中的黑烟囱,探讨中的歧见也多集中于产生这烟囱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应取何种处置的法子等等;即使有护犊子的心态,也不至于说那烟囱吐出的是清新的氧。对这类事情,达成共识应该不会太难,治理起来亦不该太吃力。国人本来就讲究面子,又以读书人为最,抄袭剽窃之类的事一旦抖搂出去,在学界就不好做人了。这种心态应有很大的扼制效应,使这类事不至成为大面积扩散的传染病。出了事有事主担着,学术肌体会受伤,但不会致命。

有一种空气,较之滚滚黑烟,它无色无味,却常常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它无孔不入却来去无踪,叫人无可奈何;它在中国的学述肌体上生成了一种溃疡,你感不到疼,它却在一天天的烂。这空气是我们自己释放的。自惭没有在学术上做过什么事,也因此自豪与学术腐败无缘。但在一次有关此话题的讨论会上,当自己以此自诩时,《文史哲》编辑部的陈炎先生问过话来:“你也参加过与学术相关的投票,你敢说你投的票没有非学术考虑?作为编辑,你敢说你从没有发过人情稿?”我无言以对,也不知何等清白之人有底气坦然应对这类发问。

实在是到了该提出这类问题的时候了。职称评定、成果评奖、审报课题、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论文答辩、学科评估,等等等等,在一切需要进行竞争、做出评判的环节上,有正事,但恐怕不都是正事;很多情况下,不跑关系,单凭学术实力是不顶事的。想要按严格的学术规则行事,很可能有某种不成文的行规叫你无法在圈子里混下去。去年8月2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报道了钱伟长老先生对目前各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学生答辩时,导师请一批老朋友来,互相吹捧,其实有的论文一塌糊涂,就这样通过了。扳子完全打在“老朋友”身上,也不尽公道,这里或许就有着他们难以抗拒的不成文行规。试想,投上一次否决票,兴许会被容忍,如果再犯,你可能得到带有敬意的鲜花,不过,以后就不再劳你参加这类活动了,你也就不再是“老朋友”了。先生,您出局了。

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大学里生产的教授和制造的学生是怎样一种质量状况呢?上海的朱学勤先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教师和学生两头都被稀释了:“博导也就相当于过去的教授,而教授相当于讲师,以此类推,本科也就只有高中毕业的含金量。”朱先生的话或许有些过头,不过,想一想鲁迅、梁漱溟那样的学者在七八十年前的北大也只能谋得个讲师位子,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朱先生还是很给大家留面子的。至于学生,人们恐怕也得承认,含金量达不到应有的成色。然而,含金量高低尚不足虑;成色不足,可日后再补。难以使人振奋的是,环境的熏陶使他们过早地开始了非学术积淀。比如,在许多学生的天平上,导师的分量几许,学术水准只是砝码之一,是否拥有官位,是否有门路方便他们日后的工作乃至升迁是一个更大的砣。再如,不知何方规矩,研究生论文答辩前需得有文章发表,但谁都知道,发表的文章中真正够水准的并不多,可极少有人过不去这个坎。发表文章的路子自然也是五花八门,其中的一途是向杂志社交钱,有时可以从同学那里听到他们交流这方面的市场行情。你若表示此非学人正道,他们会开导你:“现在都这样”。

此等土壤中生出的学术果实又怎样呢?去年9月23日的《新华日报》报道了江苏一冯姓学者的估计:全国有出版社数百,报刊杂志上千,年产论文、著作数万,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很少。这位冯先生的评语该不是给学界的大好形势抹黑罢。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人们呼吁学人自律。自律固然应该,问题是,有许多“律”或失传或扭曲,何以为据?比如,演员不能在台上为自己叫好;喝彩或喝倒彩,都是观众的事。推此“律”于学界,书评与此同理;书评者,读者之论也。鲁迅先生曾著文批评他那个时代有文人用“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的法子自吹自擂。看来,当时还是有“律”的,否则自吹者不会如先生所批评的,怕“给人戳穿了”而弄些花样出来。现如今,全不必有此一怕。书评被戏称“书托”。请熟人写评,或干脆自己写好请人署名的事已不稀罕。你若对此营生有微词,怕是你有毛病。面对无律可循或律已扭曲的尴尬,是不是该有一个《学术道德规范》之类的东西?

靠制度建设解决问题,也是人们所呼吁的。对现有的用人制度、学术评价机制等已有不少批评。不过,这方面的改变不是一两天的事,而问题不能老拖着。在有限范围里,在某些细枝末节上也许应该能做点事。举例说,解决科研评估中以量取人的问题真的就那么难?还有,公示职称评审结果,这是一个进步,但公示内容能否更全面一些?比如,可不可以将落选者的情况也公示出来?这样不仅可使公众对入选者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可以对评委们的投票是否公正有所评判。

这病,该想辙了。

成文的规则已经不合理了,还有一整套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具有更大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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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海大学推出了“2000年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丛书,钱伟长校长指出,目前各高校的博士教育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博士生答辩时,博导请一批老朋友来,互相吹捧,其实有的论文一塌糊涂,就这样通过了。博士生这样培养是不行的。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把博士论文公开出版,送给全国有这个博士点的学校。这样可起到监督作用”。据说,新近出版的博士论文上,一一列出作者、导师、答辩委员会名单、评阅人和评议人名单,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答辩委员会的表决结果等等。

2001年9月23日《新华日报》江苏省委党校冯必扬教授文章:全国有上千种杂志、报纸,数百家出版社,每年要发表数万篇论文、著作,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却很少。不仅白白浪费了研究者的精力,而且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齐鲁晚报》2002年1月17日消息,省城某小学一年级的一个班上,老师竟诱导学生作弊。据推测,每个班的成绩与老师的年终评定是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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