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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活劳动商品
作者:admin      来源: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07-09

 


政治经济学史上有过这种现象:由于对个别的、但却至关重要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把握,致使某些科学规律无法在经济学家们的整个体系中贯彻到底。例如,由于没能区别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致使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及剩余价值规律在大卫·李嘉图的体系中不能兼容。①  下面的讨论试图证明,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并完成革命性的科学变革之后,马克思经济学在前进中同样遇到能否将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规律贯彻到底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分册中,已经清楚地阐明以活劳动形式存在的服务劳动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但是,在前三卷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时,这一思想却没有包括在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的商品范畴中;作为商品二重性之一的使用价值只被归结为物的或物化劳动的属性。这种情形在理论上最终导致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不能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贯穿到底,同时,也无法说明经济生活中早已广泛存在的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以及各种活劳动之间的交换现象。这里的矛盾应该从对活劳动商品的重新理解中、从对整个商品概念的重新理解中得到解决。
一、活 劳 动 是 商 品
    劳务(或曰服务、服务产品等)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包括马克思学派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界早已是一个较普遍的观念。(2) 约自八十年代初始,有关劳务商品的经济学研究日益受到我国经济学者关注,同时,国民经济统计中应将劳务价值包括在内的建议也提了出来。对劳务商品的研究著述己有不少,其中,李江帆先生《第三产业经济学》的问世,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系统化水平。在经济统计工作中,自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九八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起,也开始将劳务的价值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中。③
    承认劳务有价值,意味着承认非物质生产劳动也可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意见为于光远等一部分经济学家所支持。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孙冶方先生在一九八一年《经济研究》杂志第八期上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一文,对于光远诸先生的意见进行了若干批评。这里没有必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系统分析,只想指出其中两点不足,这两点与后面的讨论有着重要关联。
第一,孙冶方把劳动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而没有充分看到提供劳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的一个种类,从而也就忽视了在社会财富中除了物质和精神财富外,还存在着财富的第三种形式,这类以劳务或服务形式存在的财富,正如于光远先生指出的,“能够满足社会的某种消费需要,它是一个使用价值,”“只要劳务有使用价值,它就应该计入社会生产总成果的范围之内。”(4)  轻视这类劳动的存在,仅仅把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必然会在将某些劳动归类时造成混乱。例如,孙冶方先生把医生、教师的劳动也看作是“精神生产劳动”。
医生的劳动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物质生产劳动,但也不能被简单地划归精神生产劳动,因为医生的劳动在患者身上的体现并不是精神产品。当然,医生的劳动对脑力有较高要求,但这不能成为把这种劳动划归精神生产劳动的理由。任何劳动,那怕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也要付出脑力,另一方面,再高级的脑力劳动也有体力消耗。因此,把劳动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指的是以哪种劳动方式为主。这种划分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划分没有关系。一些物质生产劳动对劳动者的脑力有很高要求,这些劳动并不因此就成为精神生产劳动,如某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另一方面,某些很大程度上是体力消耗的劳动,提供的却是精神产品,如商业化的体育运动,如舞蹈表演等等。因此,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划分不是就劳动方式,而是就劳动结果而言的;它们分别指的是生产物质产品和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医生的劳动旨在生产健康,而健康,无论如何不是精神产品。
    同样,如果被培养的学生不是一个精神产品,则教师的劳动也不能简单地划归精神生产劳动,虽然教师的劳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脑力支出。象医疗和教育这类以人为直接劳动对象的劳动,无法归属通常理解的物质或精神生产劳动,而只能划归劳务或服务。如果承认劳务或服务是一种能够满足社会某种消费需求的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形式之一,同时又不想否认在创造这种使用价值时支出了人的体力和脑力,那就不能否认劳务有价值。(5)
    第二,整个讨论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关于劳务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肯定性论述是于光远诸先生的主要理论依据,孙冶方先生在批评中却回避了马克思的论述。正视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不仅为劳务商品这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所必需,而且涉及到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整个体系的理解;而没有对整个体系的理解,具体问题也不能说清楚。
劳务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主要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等著作中有大量的、十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写道:“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6)“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7)“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8)“假定资本已经掌握了全部生产,……收入必须或者同完全由资本来生产和出卖的商品交换,或者同这样一种劳动交换,购买它和购买那些商品一样,是为了消费,换句话说,仅仅是由于这种劳动所固有的物质规定性,由于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劳动以自己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9)“任何时候, 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10)
无论从日常生活经验,还是从国民经济统计实践,亦或从马克思的部分论述看,把劳务确定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应无太大困难。但是,什么是劳务?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出,劳务就是与物化劳动 (实物)不同的活劳动,它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作为活动而有用”。马克思论述活劳动商品的用语还有许多,如劳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它“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它“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11)等等。马克思下面的话更明确:“劳动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活劳动,另一个是物化劳动。因此这只是劳动的两种不同形式。”(12)“服务,即活劳动,……过去的物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13)
不少经济学者赞同马克思的意见。于光远先生写道:“可供消费的不总是物质资料,也可以是运动形态上的劳动。”(14)方民生先生认为:“劳务是人们以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特殊需要的经济活动。”(15)陆立军先生说:“劳务即流动形态上的劳动,是特别的使用价值。”(16)林子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不同于劳动力商品的劳动商品。(17)宋则行先生认为: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的劳动也是商品。(18)陈志标先生认为:“活劳动本身是商品,也具有价值,则确定无疑的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19)此外,在各种有关的辞书中,也都把劳务或服务定义为满足人们某种特殊需要的、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活劳动。(20)
现在,我们开始遇到真正的困难。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马克思是自相矛盾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中,反复论证劳动不可能作为商品出卖。马克思学派内关于活劳动是否是商品的争论,这本身也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存在矛盾的表现。不仅如此。贯穿《资本论》前三卷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如果承认劳务有价值,这不仅同马克思的部分论述、而且同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尝试着对这些矛盾进行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这里提出的问题,有必要讨论李江帆先生的一个意见。劳务有价值的观点与《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的论述之间的矛盾很明显,任何一个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人都会看到。因此,这里会与马克思发生矛盾,不象李江帆先生所说的,是那些主张劳务价值论的经济学家“始料不及的”;他们不提《资本论》的有关内容,更象是有意回避困难。李江帆认为,其实这里并无矛盾;马克思关于活劳动不是商品的观点应当坚持,同时, 肯定劳务是商品,这里要做的工作是,把劳务与活劳动区别开来。
    李江帆在《第三产业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必须借助科学的抽象力, 在理论上将实际生产过程中‘溶为一体’的服务产品与服务劳动区别开来:服务产品是服务劳动提供的与服务过程同生共灭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服务劳动则是服务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服务目的、服务手段、服务设施的服务过程中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在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可在服务(或劳务)后加上‘产品’或‘劳动’限定其外延,以明确之。”(21)
下面讨论一下李江帆先生这段论述。
李江帆本想把服务劳动与服务产品区别开,但他的论述却为这种区别设置了障碍。如果服务产品与服务过程真是共生共灭,那么,除了做些“产品”,“劳动”之类文字上的区别,无论我们的科学抽象力如何强大,都无法从思想内容上将服务产品和服务劳动区别开。
服务劳动和服务劳动产品是可以区别开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过程,后者则是过程的结果。但李江帆先生对服务产品与服务劳动的区别很难成立。首先,服务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它不一定与服务劳动共生共灭;服务产品在服务劳动完结之后仍可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医生的服务把健康留在我身体上;商业劳动者的服务把我需要的产品从产地运来,甚至运到我家中,产品的这种空间移位并不随着商业劳动的完结而消失,而是固定了下来;如果教育服务的结果随着教学活动完结而完结,也就不会有人上学了;我去欣赏一场音乐会,音乐家们的“服务产品”并不随着演奏的结束而消灭,那旋律及其在我身心上激起的情感,会作为记忆留在我脑海里,等等。其次,把服务劳动定义为服务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耗费,这只是从抽象劳动的意义上理解的劳动。显然,对服务劳动决不可能仅仅从拙象意义上去理解;服务劳动过程本身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李江帆的论述没能将服务产品与服务劳动区别开来;他区别的不过是服务劳动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当然,到此为止的讨论,对李江帆先生关于劳务可买卖的观点无任何不利,毋宁说, 反而是支持了他的观点。
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即使能够准确区分服务劳功和服务劳动产品,也还是无法避开活劳动的买卖,因为在许多服务行业中,服务劳动者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他的服务劳动,而无法独立的提供服务产品,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22)比如,我们观看一场舞蹈,什么是舞蹈家的劳动,这一点很清楚,就是他的表演。那么,什么是舞蹈劳动产品呢?如果说舞蹈劳动产品就是与舞蹈劳动“溶为一体”的舞蹈产品,这只是文字游戏,是同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当我说我购买的是舞蹈产品,这只是购买舞蹈劳动的另一个说法。如果把舞蹈家的劳动结果理解为舞蹈劳动产品,这个产品是有的,这就是舞蹈家的劳动(表演)在观众身心上激起的某种反应、情感等等。但是,这个产品不是舞蹈家所能独自提供的。面对同一舞蹈表演,观众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和情感,是激动、是漠然、亦或反感,不同观众的情绪强烈程度如何,等等,这些结果,不仅取决于舞蹈家的表演,还取决于观众的阅历、职业、教育状况、趣味、对舞蹈的鉴赏水平等等因素。换句话说,这样一种作为舞蹈劳动结果的舞蹈产品是由舞蹈家和观众共同创造的。舞蹈家提供的只是形成舞蹈劳动产品的一个条件即他的舞蹈劳动,而观众则以自己的感觉、想象、体验、理解,把舞蹈劳动创造的艺术形象“再创造”为自己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观众购买的只是舞蹈家的劳动。如果让观众购买在自己的参与下形成的整个产品,那么,观众就得付钱给自己,这是荒谬的;或者把观众付给剧院的票款理解为舞蹈产品的部分价值, 那么,观众支付的还仍然只是舞蹈劳动的价值。
可以提供服务劳动,但却不一定提供消费者所期望的服务产品,医生的劳动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数量和质量相同的医疗服务,会因患者自身状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服务产品”,——患者或康复、或无起色、或恶化甚至死亡。但不管这个“服务产品”是什么,都应按医疗服务的价值向医生付费,人们这里购买的只是医生的服务劳动(这里分析省略了患者为使用药品、医疗设备等所付费用)。
    从根本上说,任何劳动过程都离不开活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是劳动产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性质、质量等等是劳动产品的性质和质量及数量的决定性一因素之一。在服务劳动中,如果劳动对象直接就是消费者本人,那么,这个消费者同时也就以劳动对象的角色参与了服务产品的创造,这其中,服务劳动者提供的只是他的劳动,单凭交换,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他的活劳动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劳动视为商品。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全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时代,构成这个基础的是物质商品生产。但是,基础不等于全部;物质商品只是商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劳动商品另占一席之地。活劳动是商品,这首先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理论分析使我们进一步确认了这个事实——活劳动有使用价值,这是价值的载体, 这使它具有了商品的一重属性;它有价值,因为人们在提供具体活劳动时支出了体力和脑力即一般人类劳动,这使它具有商品的另一重属性,这也就满足了商品之为商品的全部要求:商品无非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确认活劳动是商品,就迫使我们向另一方向考虑问题:或许马克思关于活劳动不能买卖的论述应重新研讨。
二、劳动不能买卖有关论证之重析
   前面已提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中反复论证劳动不是商品,无法买卖。恩格斯也曾对这一观点多次发挥。他们的论述又照例在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教科书和《资本论》研究专著中作为经典被千百次地重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劳动不能买卖的理由。第一,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如果劳动本身成为商品,则无法在理论上说明什么东西决定劳动的价值。马克思写道,如果劳动可以买卖,“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所包含的l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23)“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24)在与这段论述相关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引述了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吉斯金的意见:“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2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观点做过进一步论证:“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 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26)
    马克思的第二个理由是:“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工人如果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
    马克思接着论述了第三个理由:“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马克思意思是,如果劳动是可以直接同货币(严格地讲, 这里的货币一词应以资本代之)交换的商品,那么,若不等价交换,会取消价值规律,若是等价交换,就会消灭剩余价值规律,而两个基本规律本不应相矛盾;剩余价值规律正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被说明的,否认其中任何一个规律,都会在理论上破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明。
    对于上述马克思的三点论证,我们依问题的难易程度,先讨论后二点, 将较困难的第一点放在最后来分析。
把马克思的第二点论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劳动要作为商品出售,它必须在交易之前存在。这一观点暗含一个前提,即任何作为商品买卖的东西,必须在交易之前独立存在。这一前提在一些经济学著作中被表述为商品交换的一个一般规则。例如,陈征先生在《‘资本论’解说》一书中说:“如果说劳动有价值,就会与商品交换的原理相矛盾。按照商品交换的一般原理,劳动要作为商品出卖,就必须在出卖以前已经独立存在了。”(28)宁玉山先生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中论证劳动不是商品时说:“任何商品要能作为买卖对象,必须在出卖前就独立存在。”(29)这些论述不是直接出自马克思,但在逻辑上他应该是认可的。
    如果任何商品在交易之前都必须独立存在,那么,劳动要成为商品,当然也要满足这个前提。然而,这个前提不真实。我们可以出售未来的商品,如商业交易中的加工订货;就收取预交款的供货方而言,他就是出售在交易行为发生时还不存在的商品。我们所熟悉的预购、买青卖青等等也在此例。青苗出卖者形式上是出售青苗,实质上是出卖未来的、可能的果实,青苗的最终购买者期望得到的也是这个果实,但在交易行为发生时,这种果实还不是现实的存在。商品之为商品并不一定要在交易之前独立存在,也就不能以劳动在交易之前还不存在为理由来断定劳动不是商品。
    雇佣工人确实不能出卖他的劳动,但这不能证明劳动本身不能被出卖。雇佣工人不能出卖他的劳动,决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只能发生于交易行为之后,而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劳动的所有者;在商品交换中,任何人都无法出售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雇佣工人对自己未来的劳动拥有所有权,他就可能以类似青苗出卖者的身份进入市场。雇佣工人只拥有劳动力商品,而那个劳动商品的所有权属于购买其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家。
    现在来看马克思关于劳动不是商品的第三条理由。马克思认为,活劳动同货币的直接交换,或者会消除价值规律,或者会消除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这一观点只在下述场合才是正确的,即这里的货币是指作为资本的货币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活劳动不能同资本交换,不等于它不能与其他商品交换;它不能同资本交换,却完全可以同收入相交换。(30)只有当活劳动与资本直接交换时,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才无法共存。要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证明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是可以出卖的商品,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我们仍以舞蹈家的劳动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舞蹈家可能不受雇于任何人;他可能直接在街头向观众出售自己的表演即他的劳动。在此情形下,舞蹈家是自己的劳动的所有者,他把这劳动作为商品直接同观众的收入相交换。当然,这种情形与雇佣劳动无关,因而只涉及价值规律而与剩余价值规律无关。但这至少也可以看出,活劳动是商品。
    现在假定我们的舞蹈家受雇于剧院老板。现在,舞蹈家并不向老板出售自己的劳动(表演),因为这不是老板所需要的;老板需要的只是他的表演能力即他的劳动力,这也是舞蹈家目前唯一拥有的东西。如同工厂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厂主一样,我们的舞蹈家将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将自己的表演能力卖给剧院老板。现在,舞蹈家已无可能将自己的劳动直接卖给观众了。当然,这决非因为他的劳动不是商品;他的劳动是商品,但他已不是这个商品的所有者了。现在,他的劳动(表演)属剧院老板所有,它是由剧院老板卖给观众的。现在,交换关系不是发生在舞蹈家和观众之间,而是发生在剧院老板和观众之间;剧院老板以所有者的身份拿舞蹈家的活劳动(这里的分析省略了剧院老板在舞台设施等方面的不变资本的投入)同观众的收入相交换,这种交换同样遵循着等价交换原则。表演结束了,剧院老板获得了利润,构成这个利润源泉的,是剧院老板出售舞蹈家的劳动所获价值与他付给舞蹈家的工资之间的差额。老板无偿占有了演员的剩余劳动。(31)利润产生了,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了它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挥在所有环节上都没有违犯价值规律。
    为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克服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矛盾,马克思成功地区别了劳动力和劳动这两个范畴。雇佣工人按等价交换规律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个差额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要证明工人不能出卖劳动,本来只需说明工人不是劳动的所有者就足够了。为此去证明劳动本身不能出卖, 不仅多余,而且既同他对活劳动商品的肯定性论述也同实际经济生活相矛盾。
    现在讨论马克思关于劳动不是商品的第一点论证。前面交代过,因其难度,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来分析。马克思的这个论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劳动是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尺度,它本身不能有价值,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是同义反复,因此劳动不可能是商品。
    要对这一论证进行批评,看上去很困难,但这决不是一把打不开的锁,而且正是马克思本人向我们提供了钥匙,这就是由他发现的商品生产中的劳动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32)
    劳动二重性学说提醒我们,提到劳动这一概念时,既可指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也可指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顺便说,超越古典经济学笼统的劳动创造价值论,证明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劳动,只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突出贡献。
    劳动概念的双重含义,要求在回答劳动是否是商品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这里的劳动指的是哪种意义上的劳动。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关键环节被劳动二重性的发现者忽略了。
    现在,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说明劳动的价值决定,就能说明劳动是商品,而只要能证明“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一命题不是同义反复,就能说明劳动的价值决定。那么,这一命题是不是同义反复呢?答案怎样,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命题开头的劳动一词作何理解。至于命题中后面的劳动一词,已明确为决定价值的劳动,除了抽象劳动,不能再做别种理解。
    命题开头的劳动一词如果指抽象劳动,“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一命题的完整表达就是:抽象劳动的价值由(抽象)劳动决定。这当然是同义反复。如果命题开头的劳动一词指具体劳动,那么,命题中劳动一词两次出现,就只是一种字面上的重复,而不是同义反复。这样,“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个命题的完整表达应该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其价值由该具体劳动所花费的抽象劳动决定。劳动有价值。如果我在8小时里提供了某种有使用价值的活劳动服务,并且这个8小时正是提供这些使用价值量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这8小时的服务就可以同他人在8小时内生产的物质商品或服务相交换。
    对“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一命题的理解不是任意的。可以出卖的劳动和决定价值的劳动是两个不同概念。命题中后面出现的劳动一词指决定价值的劳动,只可能是抽象劳动, 正如保罗·斯威齐正确指出的:“当马克思说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时,他所指的,总是作抽象劳动解释的劳动。”(33)而对命题开头的劳动一词决不能理解为抽象劳动;没有人会异想天开地拿抽象劳动去出卖。具有使用价值是商品的首要前提,因此,命题开头提到的劳动要能作为商品出卖,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这里有必要指出,当我们说“可以出卖的劳动和决定价值的劳动是两个不同概念”,不应被误解为是在谈两个不同的劳动;这里谈的是同一劳动的双重属性;抽象劳动是寓于具体劳动之中的。在这里,可以出卖的劳动只不过是商品的同义语,是表示与物化商品存在形式不同的活劳动商品。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说法是同义反复,正是因为把应作为具体劳动理解的劳动无意中理解为抽象劳动;当他说劳动不是商品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只是在说抽象劳动不是商品——这一点当然不错;抽象劳动确实不可能成为商品。但是,刚才已说过,也没有任何人想要使它成为商品。
    现在再来看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论证,问题就一目了然了。不妨把有关引文重引一遍,现在立刻可以看出,在劳动概念中应包含具体劳动内容的地方,无一例外地被他们只理解为抽象劳动。
    先看前引《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段引文:“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这里重要地是把握准“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和“12个劳动小时”这两个用语,显然,两者之间除了词句上的差异,在含义上没有丝毫差别,完全是指劳动时间,换句话说,两者都仅指抽象劳动。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12个劳动小时决定”,就等于说抽象劳动的价值由抽象劳动决定;这当然是无谓的同义反复。接下来的引文是:“劳动是价值实体和内在尺度,但它本身没有价值”。作为价值实体和内在尺度的劳动只能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当然不会再有价值。
再看马克思引证的托马斯·霍吉斯金的话:“劳动,即价值的唯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霍吉斯金当然不懂得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别,但马克思接受这段议论,表明他也忽略了由他发现的这一区别。引文中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按照劳动二重性理论,它只能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当然不是商品。此外,这段话还有另外一个明显错误:作为价值唯一尺度的(抽象)劳动,可以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但决不可能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财富是一个可能包含着使用价值内容的概念。
最后来看前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他们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就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不去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而去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在这两段引文中,劳动是什么呢?是价值尺度;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赋予自然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表现为价值;最后,干脆把劳动与价值直接划等号——“谈论劳动的价值……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这些引文中出现的劳动一词,无一例外都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上使用。还是那句话:抽象劳动当然不可能是商品。借用恩格斯的论述中打的那个比喻,也许能进一步说明问题。当劳动一词仅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上使用时,谈论劳动的价值,就等于谈论抽象劳动的价值,也就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这就好比谈论重量的重量。我们不可能谈论重量的重量,却可以谈论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同理,我们不可能谈论抽象劳动的价值,却可以谈论一个耗费了抽象劳动的具体劳动的价值。
三、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若干矛盾
    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对活劳动商品有着大量的肯定性论述,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其他地方论证活劳功不是商品。这一明显的矛盾,应当通过证明马克思后一种论述的不合理而得到排除。但是,这一矛盾不是孤立的,它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若干深层矛盾的一个表现,这些矛盾与李嘉图学派遇到的矛盾有相似之处,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等在经济分析中的若干重要环节上无法贯彻到底。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矛盾在理论上的源头就是作为其体系逻辑起点的商品范畴。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就象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概念潜藏着逻辑学全部概念的发展一样,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商品范畴是其他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胚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矛盾都在此基础上展开。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34)因此,如何规定商品范畴,从根本上决定着随后展开的愈来愈具体的规定。
    《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商品的规定。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节题为:“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接下来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35)
    一个做了这样规定的商品能担当起列宁所讲的“一切矛盾的胚芽”的角色吗?既然商品必须首先是物,使用价值被归结为物的使用价值,而这个使用价值又是价值载体,这就把包括劳务在内的一切非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排斥在商品范畴之外。这样来规定商品,显然不合理,这首先表现在对商品范畴的抽象不合理。抽象,不是在某类事物的不同部分中取舍,而是抽取此类事物的共性。物质商品、精神商品和劳务商品都属商品,物质商品只是其中的部分,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才是它们的共性。这里的缺点,决不可能用马克思叙述问题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来辩解;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是,抽象要合理。
    这种不合理还表现在,这样来规定商品,与经济生活实际相去甚远。如前所述,马克思当然知道各种非实物商品的存在,但当时他认为这类商品整个说来“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36)“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37)如果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时以接受的,那么在今天,非物质商品的存在也已经是“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现象了,经济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将它们赶出商品世界。
问题远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即使在马克思的时代,也不应因数量上的“微不足道”而将非实物商品排除在商品范畴之外。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承认它商品属性。如果承认它是商品的一类,对商品进行规定时就应涵盖之,就是说,应对商品概念进行彻底的抽象。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其它基本范畴都是在商品范畴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商品概念是否周延,不仅关系到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经济生活现实,(38)还关系到马克思经济学整个大厦的基础是否牢固,更明确些说,关系到会不会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内造成不可克服的矛盾。在作为体系的逻辑开端的商品概念上差之毫厘,后面的发展会失之千里。
既然商品首先必须是物,自然地,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可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由此,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等命题和结论的提出,便顺理成章了。然而矛盾也就此开始显露。我们试以商业利润的来源为例来观察一下这些矛盾。
    物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价值生产的前提,商业劳动不创造物的使用价值,自然,商业劳动不可能创造价值。那么,商业利润从何而来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商业利润来自对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产业资本家以低于商品价值(商品的生产价格)的价格将商品卖给商人,然后由商人按十足的价值把商品售出,这种通过价格差额实现的利润让渡,便是商业利润的来源。
    第一,商业资本是一种在产业资本诞生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干年的资本形式。如果商业资本的利润来自产业资本利润的分割,那么,在产业资本诞生前的千年间,商业利润从何而来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商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这种形式与价值概念是直接矛盾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可见,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否则,商业就不可能是一种特殊行业了。”(39)《资本论》第一卷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既然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清楚,经济科学不可能用欺骗来说明利润来源,特别是,这段话是在他就欺骗不会使资本增殖做过透切论证之后讲的。因此,马克思接着做了一个谨慎的补充:“如果不是单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品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唯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40)
   《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这一章中重复了上述观点:“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41)明知道用欺诈和掠夺不可能对利润来源做出经济学的说明,在解释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的来源时,虽然以“不是单纯用……欺骗”、“大部分”等用语做了限定,马克思还是不得不主要诉诸欺诈和掠夺,而且,对于那些不以欺诈和掠夺得来的“少部分”利润来自何处,对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是否存在那些所谓“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也没有再做出过说明。
只要商业服务劳动不被理解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就不可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对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做出科学说明。如果商业利润不是源于商业劳动,那么,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只可能有两个来源:或者象让·萨伊那样把它视为资本的报酬;或者求助于不等价交换。后者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小商品生产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向商人出售商品,使商人得到让渡利润;二是靠欺诈——商业欺诈说到底是不等价交换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掠夺,则根本不能作为商品经济范畴来研究。经济学上的困难如果可以求助于对基本规律的强制、求助于欺诈和掠夺等方便办法来解决,也就为各种非科学因素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
等价交换原则在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来源的理论分析中失效,能不能以价值规律没有自由展开为之辩解呢?不能。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程度会有不同。事实上,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商业欺诈之类的不等价交换现象也不鲜见,这些情况会在实际商品交换中影响到价格对价值的背离程度,但丝毫不应影响到在理论分析中彻底贯彻价值规律。在理论上,不存在价值规律贯彻到何种程度的选择;它或者被破坏,或者贯彻到底。价值规律在这里失效,是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这一前提的逻辑结果。只要还坚持这一前提,不管在我们所分析的时代中价值规律是否自由展开,都无法在理论分析中彻底贯彻这一规律,马克思关于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那里得到让渡利润的观点,充分说明这一点。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商业利润来源的论述,实际上等于说,在理论上,商业利润是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为前提的。产业资本以低于价值(生产价格)的价格向商人出售商品,决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在商品交换的每一个别场合可能发生的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这种背离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价值,而是产业资本只能以低于价值(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在这里,在价值规律已经自由展开的时代,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部门之间依然是无效的。价值规律被强制。
    第二,如果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商业雇佣工人工资的最终来源只能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从根本上排除了将商业工人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可能,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在商业领域里无法贯彻。
    在认定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前提下,如何理解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也分为必要和剩余劳动,马克思有长篇论证。概括地说,马克思的最终意见是:商业工人的劳动可加速商品资本的周转以节约商业资本的投入量,可减少商品销售所需的各种费用。商业雇佣工人帮助商业资本家实现的价值量大于他们的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量,这个在商业雇佣工人帮助下实现的价值量,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余者是利润。(42)
    这里概述的马克思的意见,只是从现象上、从商业资本运动的结果上说明,使用商业工人的劳动对商业资本家而言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展示商业资本的运动过程,在这过程中揭示商业资本的增殖在哪里和怎样发生,说明商业资本增殖只是源于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而没有其他源泉,这才是真正需要说明的要害问题。马克思的整个论证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商业利润”这一章中试图在商业资本的运动过程中说明商业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他清楚地知道,在设定商业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前提下,要做出这种说明是“困难的”。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买卖曾是产业资本的一个职能,这个职能只实现商品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当这个职能作为专门分工而由商业资本家独立承担时,情形并不因此而有变化。商业资本获得利润,只是由于他代替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而分享产业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商业利润从其终极来源上同产业工人的劳动有关,但同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并无必然联系;商业利润只是资本执行流通职能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商业资本家为了分享剩余价值量,使自己预付的货币作为资本增殖, 无须使用雇佣工人。”(43)
但是,当商人的业务扩大到必需雇佣商业工人时,发生了马克思多次提到的“困难”。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
因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44)
    把这个“困难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提法似乎是这样:不管有没有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商业资本都能自我发生量的变化;商业利润完全可以仅仅是商业资本执行流通职能的结果。如马克思所言,商业资本“并不是由于它象产业资本那样推动了别人的劳动,而是由于它自己从事劳动,也就是说,执行买和卖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和通过这个途径,才把商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45)事情既然是这样,既然整个商业资本,从而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自我发生量的变化,为什么只把作为商业工人工资的资本部分称为可变资本呢?
    问题还可换个角度提出。商业利润不是商业劳动创造,而是商业资本“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的结果。(46)这意味着把商业资本各部分在商业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作用等量齐观了。马克思具体分析商业资本的增殖过程时也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用字母B表示商人直接投在商品购买上的资本;用K表示投在经营的物质条件方面的资本;用b表示购买商业劳动力的资本。商品的售价除了补偿所投入的各部分资本,还要提供各部分资本应得的利润,“这样一来, 出售价格就变为B+K+b+(B+K的利润)+(b的利润)。”(47)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B、K和b都各自为商业资本带来利润,有什么理由仅仅把b称为可变资本呢?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提及的《资本论》第三卷整个“商业利润”这一章中,问题并没有提得这样明确。这里对问题提法是对马克思在本章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一个概括。(48)马克思在本章中最终想说明的问题是,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同样可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而这一区分的前提是,必须把付给商业工人的工资理解为可变资本。但是,在商业资本各部分都可变的情况下,如何可能单独把支付工人工资的资本部分理解为可变资本呢?我们看到,马克思一次次向这个“困难”发起冲击,正如一些《资本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这些尝试最终是不成功的。(49)这里的要害是,究竟什么是可变资本。根据马克思自己的意见,资本依其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而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把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而价值量不发生变化。可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劳动过程是创造新价值的过程,这个新价值在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后,会有一个余额,这是资本增殖的源泉。一个只发生价值转移而没有量的变化,一个创造新价值而使价值增殖,这种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根本差别。对任何一个资本,如果不能指出其不同部分之间的这一差别就没有可能将它区别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现在来看商业资本。由于商业工人的劳动不被理解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就谈不到因商业劳动创造新价值而增殖。如果一定要把商业工人的工资视为可变资本,那么,它在商业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作用与不变资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两者没有差别。这种无差别表现在,我们关于其中某部分资本的作用所说的每一句话,也同样适用另部分资本。比如说,马克思认为,商业工人的劳动(这个劳动也就是可变资本在发挥作用)会加速商品资本周转,节约流通费用。显然,这里就商业工人劳动的作用所说的话,同样适用于不变资本。如果资本家增加不变资本的投资,例如安装某种更便捷的通讯设备,由于信息通畅,商务旅费的节省等等,这设备同样可以发挥加速商品资本周转、节约流通费用的作用。顺便说,无须商业工人的劳动,单凭资本之间的某种关系也可节省资本投入量,如商业信用。马克思还说过,商业工人的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但会为他(指商业资本家——引者)创造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50)人们同样可以说,不变资本也是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条件,甚至还可以说,占有剩余价值的全部条件都是资本家为自己创造的。
在“加速周转”、“节约流通费用”、“创造条件”等用语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本来规定完全消失了,从而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根本差别也消失了。没有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区别,就不可能说明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我们就不得不把商业资本增殖视为全部商业资本发挥同等作用的结果,视为资本固有属性的产物。在流通领域里,马克思确立的剩余价值规律消失了。
撇开以上的具体分析不说,单就方法论看,马克思也没有可能解决他提出的“困难”问题。本来,剩余价值是本质,利润是现象,现象是由本质来说明的。在马克思对商业雇佣劳动的分析中,逻辑完全发生倒转。利润虽然最终可以被归结为产业工人的创造,但就商业雇佣工人的劳动而言,利润成了分析的既定前提,以这个前提为基础来论证剩余价值并进而说明商业工人的剩余劳动,这是用现象来说明本质,这在方法论上也注定行不通。
    当我们把目光从商业领域移向那些不与产业资本发生直接交换关系的行业,我们在利润来源上遇到的矛盾会更加明显。如果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资本通过与产业资本的不等价交换而分得其中的部分,那么,那些不以物质产品销售为主的行业如旅游业、宾馆服务业、演艺业等等如何把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转到自己手里呢?如果剧院老板的利润归根到底由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而来,这必需具备以下前提:一是他的观众全部来自职能和货币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为他们的消费基金,然后用这个基金的一部分支付剧院老板的票款。但这还不够,还要加上另一个前提,即这群资本家观众同剧院老板之间的交换必须是不等价的;如果等价交换,剧院老板不会有利润,从而也就无所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然而这两个前提的虚假是用不着多说的。
    除了以上种种矛盾,规定商品首先是物,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才可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理论甚至无法回答如下这类简单问题:非物质生产行业如何能拿自己的劳动或劳动成果作为商品同物质商品相交换。前面提到的孙冶方先生那篇文章曾试图答复类似诘难。他认为,劳务与物质商品的交换是对物质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劳务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水平。孙冶方先生这些说法十分正确。只可惜,这完全文不对题。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交换是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这里也不是在谈论劳务生产大发展的前提条件。这里的问题是:劳务是不是商品。不错,以劳务换取物质商品是对物质财富的再分配,但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这种分配是无偿的呢?还是通过平等的商品交换实现的。
    或许会有人说,劳务有价格,可以出卖,但这不能证明劳务是有价值的商品。马克思说过,“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51)
    马克思这段话,至少就他举的两个例子来说,不是不可商榷。先说名誉。一个人能以名誉换钱,这个名誉对于购者必有使用价值。其次,名誉通常是其拥有者多年辛劳所获,也就是说,它有价值。因此,名誉可以是商品。至于良心,当然没有价值,但它也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不是任何一笔货币收入都可称为价格。出卖良心通常与违法、或至少是不正当行为相关,因此,正如偷来的钱币不是偷窃的价格,良心所换金钱也不应视为它的价格;这笔金钱只具有价格外观。出卖良心与其说是个经济学问题,不如说是个伦理或法学问题。所以,没有价值的良心“买卖”呈现价格的假象,并不证明价格可以与价值无关。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劳务等非实物形态的使用价值可以有价格而无价值,那么,正如一位美国学者艾·亨特指出的,“所有有关价值与价格转化问题的文章就都没用了,并且也没有理论或理性方法能把价格与价值联系起来。”(52)
    只要还死抱住《资本论》开端规定的商品范畴,坚持以物质商品为研究的逻辑起点,进而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后面的研究进程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矛盾。出路是有的,这就是对价值的载体(承担者)做进一步的、更彻底的抽象:价值的载体就是使用价值, 这个使用价值可以是物的,可以是精神产品的,也可以是活劳动的。(53)换句话说,就是使商品范畴彻底摆脱物的束缚,只把它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由此出发,在后面的思维进程中无需求助于欺诈、无需对科学规定实行强制等等,就会使由古典经济学派提出、由马克思确立的基本经济规律在经济分析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中无矛盾地贯彻到底。以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的利润为例,如果把商业服务劳动看作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那就不必在理论上强迫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进行不等价交换以使后者获得利润。理论上,产业资本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按价值(生产价格)向商业资本出售其物质商品。商业资本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时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但在这个环节上,商业资本向消费者出售的不仅是购自产业资本的物质商品;对商业资本家来说,这个物质商品只代表他投入到不变资本中的流动资本,单就这个物质商品的售出而言, 这里发生的只是资本形态的变化而没有价值增殖。除了这个物质商品,商业资本还售出了它的商业服务劳动。在商业资本那里,商品价值总额(从而商品的价格总额)由购自产业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加上商业服务劳动(这里的分析省略了商业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投入)的价值这两个部分构成,后者在补偿商业工人工资后的剩余部分是商业利润的源泉。(54)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在分析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的来源、商业雇佣工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等问题时遇到的困难,都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商品不是物,它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相互交换商品,实际上是交换他们各自的劳动。在劳务商品“微不足道”、商品主要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时代,人们之间这种关系主要通过物来体现,人与人的关系被物掩盖,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商品拜物教也由此而生。科学经过了艰苦的历程才揭掉掩盖在人的社会关系上的物的面纱。今天,我们不应扯住这个面纱不放,更不应企图重新使之成为社会关系的掩盖物。本来,在劳务商品大发展的时代,对商品本性的认识应该更容易,因为在大量的劳务商品交换中,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已不必通过物来体现,而是以人与人关系的本来面目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本质的冰山已浮出水面,一些昔日需要艰苦的科学劳动才能达到的认识,现在几乎可以直观了。这是时代的恩赐,靠这种恩赐,我们有可能、也有义务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
 
作者附言:文内所引马克思的论述中的黑体字,均为原文所有。
 
注释:
 ①关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参阅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二十章第 2节中的[(b)穆勒使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徒劳尝试。局部地回到供求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一104页。并参阅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单行本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一349页。
②关于马克思学派经济学家这方面的观点,可举出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作者在“导言”里说:“经济学的题材,取自人们所需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和分配领域。”再如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第十六和十九章中的论述。至于非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可追溯到马克思学派诞生之前,如让·巴·萨伊。现代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把劳务与实物商品并称已成习惯。可随手列出一些著作,如保罗·A·萨谬尔森的《经济学》;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C·A·摩尔根《劳动经济学》;理查德·B·弗里曼《劳动经济学》等。
③《人民日报》1986年3月1日。
(4)于光远:“在社会生产成果的统计中应不应该包括劳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7期。
(5)冯子标 牛仁亮在“简论服务劳动创造价值”一文中指出:“虽然很少有人否认服务消费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同样很少有人否认生产服务消费品要付出劳动;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肯承认这种劳动也创造价值。这是悖理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5年第4期。
(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09页。
(8)《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8页。
(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149页。
(10)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160---161页。
(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158、157、436页。
(1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3---464页。
(14)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l981年第1   
     期。
(15)方民生:“论劳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82年第5期。
(16)陆立军:“略论劳务生产”,《江淮学刊》,1982年第2期。
(17)林子力:“劳动商品化、财产社会化机制的形成”,《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
(18)宋则行:“服务部门劳动也创造价值”,《经济学家》,1996年第6期。
(19)陈志标:“国民收入范畴的重新考察一一兼论‘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
(20)参阅《辞海》、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等辞书的“劳务”条。
(21)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2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436页。
(23)《资本论》第一卷,第585页。
(24)《资本论》第一卷,第587页;参阅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王铁生译,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1页。
(25)《资本论》第一卷,第58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239---240页。
(27)《资本论》第一卷,第586页。
(28)陈征:《‘资本论’解说》第二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
(29)宁玉山主编:《政治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30)马克思本人曾明确而透切地论述过活劳动作为商品同收入相交换。他在论述中甚至直接使用“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这样的表达方式。马克思的论述详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一节“个人服务是生产性雇用劳动的对立面”,《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资本论》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等著作。将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与《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的论述相对照,可更加明显、具体地看出马克思的自相矛盾。
(31)“服务劳动者提供了大于他自己所得的报酬的价值”是“服务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王小平:“可供交换的劳务是无形商品”,《江西财政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
(32)《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
(33)[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
(34)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9页。
(35)《资本论》第一卷,第47一4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3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181、443页。
(38)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务商品确实在数量上“微不足道”。鉴于此,可以接受马克思对劳务商品“置之不理”的方法。陈志标在“国民收入范畴的重新考察一一兼论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理论依据”一文中认为:“这个抽象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抽象。”另参阅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宋则行:“服务部门劳动也创造价值”;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387页。
(40)《资本论》第一卷,第186---187页。马克思对问题的整个论述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2节“总公式的矛盾”。
(4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9---370页。
(42)马克思论述详见《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七章“商业利润”。另参阅若干教科书对马克思观点的阐述,如徐禾主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八章第三节“商业的纯粹流通费用及其补偿”;于光远  苏星主编《政治经济学》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七章第二节“商业利润和利息”。
(43)(44)(45)(46)《资本论》第三卷,第323;328;328;319页。
(47)《资本论》第三卷,第331页。马克思的整个分析过程,见该书第328一335页。
(48)马克思在本章中关于商业工人工资资本化的问题,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论证,都使人很难理解。这一点,《资本论》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了。参阅[日]佐藤金三朗等编:《‘资本论,百题论争》(三),刘若是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38---240页。
(49)参阅《‘资本论,百题论争》(三),第七十五题“商业利润和流通费用”;另见 [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十九章“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作者认为,就所提出的“困难”,“马克思没有完整地提出答案”。
(50)《资本论》第三卷,第327---328页。
(51)《资本论》第一卷,第120---121页。
(52)[美]艾·亨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范畴”,《经济学译丛》,1980年第5期。
(53)陈志标认为,从使用价值角度看,社会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劳动服务这种形式”(见前引陈志标文章)。《江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上黄黎明在“如何理解使用价值这一范畴”一文中指出:“凡是能够现实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劳务,都应当是使用价值。”然而,黄黎明认为精神产品也是物质产品,这是不合理的。
(54)《经济研究〉1981年第4期上何小锋的文章“劳务价值论初探”,作者试图把劳务和服务区别开。撇开这点不谈,作者下述观点是合理的:在商业资本那里,“商品的总价格(实际上是商品的价格加上劳务的价格)是以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为基础制订的,商品完全按照价值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