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2日至24日，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为题在青岛召开了学术年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山东省社联、山东省委党校、青岛市委党校等单位的近5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民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研讨。现将此次研讨会探讨的主要问题及观点作一介绍。  

一、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与会学者围绕政治文明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政治文明的内涵。与会学者认为，政治文明是相对于政治不文明而言的，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华东师范大学姜琦教授认为，政治文明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积极成果的总和；中央党校吴雄丞教授认为，党的文献表明，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同义语；山东省社联包心鉴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内涵是实现政治资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即要真正实现广大人民在各种政治资源配置尤其是国家权力配置和使用中的主人地位，确保广大人民成为政治资源的主体。
    第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于政治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意义，与会学者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都赞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一命题。吴雄丞教授认为，政治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制度保证和重要条件，只有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才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心鉴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物质文明的政治动力，是精神文明的政治支撑，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是顺应全球化文明大趋势的现实选择。
   第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与会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三大基本方针：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是我党在政治建设过程总结出的基本规律，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姜琦教授认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区别开来；吴雄丞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三者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
    第四，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与会学者认为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要开辟和拓展多方面的建设途径。吴雄丞教授认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从完善民主制度、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包心鉴研究员认为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发展和深入扎实地深化政治改革，是在全球化时代和我国现实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两条基本途径。
   第五，政党文明问题。山东大学王韶兴教授认为，工人阶级政党文明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它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制度上搞好党的民主建设是建设工人阶级政党文明的基本要求。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式、重点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加入WTO，以及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都要求我国改革政治体制以迎接来自外部的挑战，二是从国内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中共中央党校赵曜教授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北京大学薛汉伟教授认为，要取得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民主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最后成功。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争论得最为激烈，观点也不尽一致。黄宗良教授认为，干部任免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要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主要是正确处理干部“党管”和“民管”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党的委派和民选的关系问题，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山东大学赵明义教授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而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华中师范大学唐鸣教授认为选举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为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促进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实现形式。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会代表认为，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相比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黄宗良教授认为，目前国内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凸现，党的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个别社会群体在涉及政治问题上反应过度等，这些都影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赵曜教授认为，绝大多数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但也有少数人想混水摸鱼，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前苏联在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民主化与公开性两大措施，但没有控制好，民主化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公开性变成了否定社会主义，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这些教训太深刻，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十分谨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与会学者都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走一条渐进之路。赵明义教授认为，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走渐进改革之路，而且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小心谨慎；山东大学徐艳玲教授认为，在现实民主与理想民主还有较大冲突的情况下，过快、过激地进行民主化改革是不现实的，取得的结果将由于种种掣肘因素而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和推广，这不利于现实民主的良性发展，因此，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唯一可能的路径选择。山东大学王建民教授认为，从西欧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看，民主体制的建立经历了很长时期，往往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计量的：法国人1789年正式提出的共和政体，到19世纪末才最终稳定下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1848年革命中提出的共和要求，到二战结束后才最终确立。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民主因素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纪也不曾完全消失，甚至它们的发达的封建主义对后来的共和政体也可能不只是具有消极意义，因为封建主义是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分权因素。从这个经验看，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可能更漫长，这决定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走一条渐进的道路。  

     三、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我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从生命意义的高度肯定党内民主对我党的重要意义，这一论断标志着我党对党的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入认识。而党内民主又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环节和迫切要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一，党内民主建设的紧迫性。薛汉伟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面临着空前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就对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尤其是党内民主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而发展党内民主可以带动整个社会民主的发展，从而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吴雄丞教授认为从党内民主的现状来看，党内民主有明显的成绩与进步，但仍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和突出个人等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这说明党内民主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因此党内民主建设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第二，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包心鉴研究员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党内民主建设，才能有力地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适应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自觉地始终如一地运用手中权力，确保政治资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合理配置和运作；北京大学易杰雄教授认为，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掌握在综合素质最好的人手中，保证党内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保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高度自律、防止他们蜕化变质，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保证党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使党具有最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吴雄丞教授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党内民主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第三，党内民主建设的途径。薛汉伟教授认为，列宁时期、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扩大党内民主的经验值得借鉴——既扩大了党内民主，又没有破坏稳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此作为我党发扬党内民主的参照系，比较容易排除我们认识上的障碍，把扩大党内民主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别开来；包心鉴研究员认为，发展党内民主，要害在于按照人民民主的原则和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确保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生机活力，因此，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干部选拔作用制度、党内民主决策制等具体制度的建设，把扩大党内民主落到实处；吴雄丞教授认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和委员会制为重点，从改革党内各种组织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愿望的党内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