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社会科学
关键词：产业结构；雇佣劳动者；新阶段
摘要：进入20世纪 ，特别是50年代以来，工业无产阶级在劳动人口中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在减少，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相对减弱。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全面持久的国际联合，关于无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修养，关于无产阶级管理国家的能力等思想需重新研讨。应根据雇佣劳动阶级发展的新特点探索社会主义的新的运动内容和形式。为扩大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政党需根据正在兴起的知识雇佣劳动阶级的新特点调整自己的政策。
发表时间：2003-08-05
期号：2003年第8期
知网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DFdco8SIy0IvwIIkYmcr3gmjrB3YScgg3Axd0kRFjRQARdfOtliX0MS9GG1xw47jAHk3RZ6f7TPPAtOeyic_IHGIAKQXy3RVlcVy9ZOTpyeGZIjkd64p74iCSmvDR6TqdwCz0wB4eu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正文：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无力抵抗大工业的竞争，作为中间等级的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将消亡，无产阶级队伍将因他们的不断加入而壮大。当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偶尔可见对发展趋势的相反判断，他在《资本论》中说过：“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却正是这样。”[①] 这段话是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一书中有关论述的评论[②]。马克思没有说明这里的中间等级的涵义。从各种迹象判断，从马克思评论的对象中，从他在其他著作中对“中等阶级”这一概念的使用以及从当时中等阶级的实际状况判断，没有迹象表明他这里指的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白领阶层。如果这里的中间等级仍然是指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那么，马克思的这段话与《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阶层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不一致的。无论如何，第一，中间等级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壮大是他的主导意见；第二，马克思虽然承认无产阶级队伍会缩小，但只是相对缩小，绝对量还是增加的趋势；第三，正如丹尼尔·贝尔教授指出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扩大而中产阶级必定消亡。[③]
马克思的预言部分地应验了。他正确地预言了中间等级的消亡，但也如同丹·贝尔指出的，产业工人阶级也在萎缩。从1895年到1925年，工业中雇佣工人与劳动力总数之比从56.8%降到45.1%，一个披着新行头的角色——白领薪给职员（办公室职员与专业人员）阶层淡入舞台[④]。这一新中间等级的兴起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马克思预见到无产阶级队伍的相对缩小，但没能看到它的绝对缩小。马克思学派的著作家中，尼·布哈林较早注意到这一变化。1925年3月的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讨论会上，布哈林反对卢那查尔斯基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布哈林认为，小资产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失，但知识分子阶层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依据当时的美国人口调查，布哈林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集团中，职员阶层增长最快。布哈林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结论：随着生产力的增长，物质劳动领域的工人人数在绝对减少，“随着生产力的极端发展，体力劳动将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清楚地在向我们展示这一进程”[⑤]。1928年7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美国，“那里在世界历史上，在工人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V’（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不仅同‘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在减少，而且是绝对的减少。工业工人的人数在减少。这是在世界历史上，在工人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情况。”[⑥]
自布哈林写下这段话以来的70多年间，西方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无论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明显下降。以部分西方国家为例，言其相对量，1957年美国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32.7%，1999年为23%；1957年英国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50.2%，1999年为26%[⑦]。言其绝对量，以传统上认为的最能体现无产阶级特征的制造业工人为例，1969年英国制造业从业人数为853.3万人，1999年降至488.6万人，30年间减少近一半[⑧]；法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1971年为560.47万人，1994年为416.2万人[⑨]。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的减少，时间上开始较晚，减少的幅度也小于英法两国，但同样很显著：1981年为2025.1万，1990年为2118.4万人，1999年为2007万人[⑩]。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在减少，特别是相对量的大幅度减少，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减弱是难免的。为了保持和扩大群众基础，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工业无产阶级身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学派认为，由于生存条件、经济地位的一致，各国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情感的涌潮将冲决彼此间的民族藩篱，他们将实现世界联合以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欧洲无产阶级确实曾在某些时期实现过一定程度的联合，特别是普法战争中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所显示的团结感给人以强烈印象。然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都支持本国政府，各国无产阶级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表明阶级情感并不比民族主义占上风。无产阶级全面持久的国际联合只不过是个理想。
一个没有科学和文化修养的阶级不可能有效统治社会并促进其物质和精神全面进步。当然，无论封建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其科学文化水平都是由其知识精英来代表的。但就整体而言，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的科学文化修养还是高出其他阶级以及社会平均水平。马克思学派既赋予无产阶级以建设新世界的使命，就不能不关注这个阶级的精神发展。马克思曾经谈到，《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这表明，在德国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已完全消失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却在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1]。恩格斯也曾谈到，1848年革命后，“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对理论和科学的兴趣，这种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还保留着[12]。普列汉诺夫以极大的热忱谈论着工人阶级与科学文化的亲近：“在我们这时代，……我们有充分权利用兴奋的心情去注视现代工人阶级，一些最博大精深的思想家都面向着工人阶级，最具天才的音乐家们也向工人阶级演出。最后，只有目前，科学与工人之间才结成密切无间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全世界的历史中奠定了一个伟大而富有成果的时代的始基。”[13] 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情形所振奋，普列汉诺夫欢呼：“从我们的宇宙存在以来和地球绕日而行以来，第一次发生了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科学跑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自觉的运动中依据科学的理论。”[14]
不过，并非所有著作家都如此乐观。马克思的好友、诗人海涅去世（1856年）前不久在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宣称未来属于无产阶级，但是，对于人类文化在这个阶级统治下的命运，诗人感到忧虑。诗人写道：“想到这些愚昧无知的偶像破坏者即将掌权的时代，我心里就只有憎恶和恐惧；他们将用长满老茧的手毫不怜惜地砸碎我心爱的大理石雕像；他们将摧毁诗人所钟爱的一切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和供人玩乐的艺术品；他们将要砍掉我的桂树丛林，在那里栽种土豆；……我的歌集将被杂货商摺成纸袋给未来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草。唉！我预见到这一切，每当我想到毁灭，心里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的悲哀，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毁灭来威胁我的诗歌，我的诗歌与整个浪漫主义旧世界一起沉沦。尽管如此，我坦率地承认，这个对我的一切兴趣和爱好却抱敌对态度的共产主义，对我的心灵却有一种我不能抵御的魔力。”[15] 海涅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同情者讲这番话的，至于在怀有敌意和偏见的资产者眼里，无产阶级是毁灭人类文明的旺达尔人的后裔。
据卡·考茨基说，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甚至资产阶级也不再担心无产阶级对待文化的态度了[16]。确实，巴黎无产阶级在控制巴黎期间所表现出的对科学的尊重，对艺术的珍视，对文化的保护[17]，不能不使人感到宽慰和心存敬意。
然而，并非任何时期和国度的工人阶级都配享有巴黎无产阶级的荣誉。十月革命时，攻占克里姆林宫的士兵中有人用宫中所藏伦勃朗的油画包脚。面对高尔基的抱怨，托洛茨基敬以嘲笑，同时，他赞赏着一位叫沃龙佐夫的工人：“当我们准备从彼得格勒撤退时，沃龙佐夫忧郁地对我说：‘一旦发生意外，他们能得到很多东西，应当把炸药埋在彼得格勒地下，把一切都炸毁。’我欣赏着这位彼得堡的无产者，问道：‘沃龙佐夫同志，您不感到彼得格勒很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我们会回来的，我们将建设得更好。’……这才是对文化的态度。”[18] 一位普通工人这种态度尚可理解，而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这种态度就令人深思了。
海涅去世77年后，诗人的话至少部分应验了。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诗人的诗歌集与其他2万多册优秀文化典籍被投入烈焰，此后在德国其他地方也刮起了轰轰烈烈的烧书风潮。这不是在工人阶级政权之下发生的事，但是对于那场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劫难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德国工人阶级能完全推卸其责任吗？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以为，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建立这样的国家制度：全体国家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的薪金不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全体居民都将参与国家管理，官僚制因此而消灭。列宁说：“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9]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宣讲词不乏革命的浪漫主义：“要记住：我们应该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20]“无产阶级摧毁旧的官僚国家并不是为了使它从下面再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党应该努力防止这种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只能靠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办法。……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来完成国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当所有的成年人和健康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参加管理的时候，任何官僚制度的最后残余就将消失。”[21]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向原始民主制回归的国家制度。
照列宁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建立这种国家制度的前提：“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的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至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22]
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显然低估了国家管理的复杂性。即使“登记、填表、检查”等这样一些手续真的及其简单，仅仅是对这些简单的手续进行协调，可能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国家管理更加简单，相反，在许多方面日趋复杂了，要靠“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来消灭官僚制，显然不切实际。
在20世纪后半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40多年的“工人自治”制度探索，也是以整个工人阶级具有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的判断为前提的。1950年公布《工人自治法》时，铁托说，“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这一法案提得太早了，工人是不能掌握管理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复杂技术的。凡是这样想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因为这种看法意味着对我国工人的不信任和对他们的创造能力的无视。”[23] 历史表明，铁托也是过于乐观了。对于企业管理的各种问题以及更复杂的社会事务，不仅普通工人，即使他们的代表也往往不能应处，只能对专职管理者“洗耳恭听”。铁托的党原指望以工人自治取代高度的中央集权，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工人自治只是形式，实权还是落在管理阶层手中。50年代末以后，随着中央权力进一步下放，经济管理阶层的势力迅速增长，以至党的理论家卡德尔认为，这个阶层“既不向工人负责，也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负责。因此，必须把这种危险当作……主要矛盾来对待”[24]。
问题还不仅在于普通公民的教育水平不足以担当国家管理的复杂劳动。即使国家管理简化到对公民教育水平只提出很低的要求，或公民教育水平提高到足以管理国家，并不能消灭官僚制。问题不仅在于公民是否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还在于其是否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与加强有赖于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在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们的视野之外。铁托的党寄希望于工人自治的发展，但南斯拉夫工人阶级既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能力。1871年巴黎公社的战士们以尖锐的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道考题：无产阶级能否有效控制自己的政治代表以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的战士们给出了答案，但历史考官没有给他们以验证答案的机会。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试图以苏维埃制度、1950年以后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试图以“工人自治”制度继续回答这一问题，然而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史表明，这些答案并不理想。
马克思对工业无产阶级的认识与他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同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资本主义的英国已经完成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法国和德国的工业革命正在中途；当时的社会财富集中体现为制造业及其产品。这种情形从根本上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及与之相关的、包括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问题的认识。
那么，以制造业及其产品为代表的社会财富是怎样影响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相关问题呢？社会财富集中体现为物质财富，这一事实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反映，首先表现为他关于商品概念的规定——产品要成为商品，它首先必须是一个物。《资本论》开篇就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了如下规定：“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25] 当然，马克思清楚地知道非实物商品的存在；在他的经济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第4卷第1分册中，对非物质商品作过系统分析，他肯定了非物质商品的生产也可以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还没有大规模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情形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26] 因此，在《资本论》前三卷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时，非物质商品没有包括在作为其经济学体系逻辑起点的商品范畴中。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基本元素，它在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上具有细胞的意义。生物体的每个细胞都包含着整个机体的信息。同样，经济机体上的细胞应包含着整个经济形态的全部秘密。细胞不完整，必定在日后造成生物体发育上的缺陷。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前途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一细胞的认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生产。但是，先有价值才谈的上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价值生产为前提，就是说，以商品生产为前提。既然商品必须首先是物，那么，只有物质生产才能创造价值，从而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同时我们又知道，价值从而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在物质生产中作用愈来愈小，这意味着，物质产品中的价值量将日趋减少。从理论上说，自动化的发展将使劳动者日益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物质产品中的价值量从而剩余价值量将趋向于零，而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干预，资本主义也会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而自行消亡。马克思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的形式。”[27]
上述过程是纯粹的经济学演绎，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变革不会等待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在其发展过程必然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对抗，这个社会将在矛盾对抗中灭亡。这会是一些怎样的矛盾呢？首要的矛盾已经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述向我们表明了，这就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者日益被排挤出物质生产过程——这就是产业后备军问题。马克思认为，无力解决产业后备军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要害。产业后备军（或曰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条件。当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时，工人就被排挤出生产领域；当经济发展时，储备中的劳动力会及时满足资本的需求。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也不能消化过剩人口，或者，在对过剩人口的吸收和排挤的运动中，排挤的倾向占压倒优势，资本主义社会就走到头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必然使资本主义愈来愈难以解决产业后备军问题。马克思说：“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的活路。”[28] （这里的工人人数绝对减少，指的是在业工人，而不是指整个无产阶级队伍——引者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产业后备军问题称为“消灭了整个社会机构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29]，显然，安全阀打不开时，社会锅炉就会爆炸。
资本主义解决产业后备军问题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维持和发展传统产业；二是生成和发展新产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传统产业的总的发展趋势是排挤而不是吸纳劳动力，因此，出路只能沿着第二条途径寻找。但是，依靠物质生产领域的新产业的生成和发展来解决产业后备军问题，是没有希望的。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资本主义在制造业方面虽然生成了不少新产业，如汽车、电子、航空，等等，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吸收愈来愈依靠服务业，就是说，大多数劳动力从事的是非物质商品的生产。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非物质生产同样可以是创造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发展到把劳动者全部从物质生产领域排挤出去，只要大部分雇佣劳动者还能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找到栖身之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仍然可以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仍然可以存在和发展，这可能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能屡次逃脱伟大智者们对其命运的预言而走向繁荣的主要奥秘之一。
但是，从只有物质生产才可能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非物质生产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的观点出发，就不大可能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第三产业的广大发展；即使预见到了，也不会充分估计这一发展的意义，这就难免把工业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大工业充分发展的阶段必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末日，而与大工业相联系的工业无产阶级必定被视为雇佣劳动阶级发展的最高阶段。既如此，与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感相适应的工会组织和政党组织必定被视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典型组织形式；与当时的无产阶级发展水平相关的种种相互冲突的观念都在力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回想一下社会主义史上那些论争吧：工业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会自发产生，还是必须从外部灌输？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民主制还是集中制？阶级民主还是超阶级民主？等等，这些问题曾被认为关乎人类前途而使数代社会主义者面红耳赤，甚至恶语相向。比较而言，其中的一些意见在当时更正确些。今天，问题大多已基本解决。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一些意见战胜了对立的意见，而是整个问题被取消了，因为，产生那些问题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今天，问题应有完全不同的提法：问题不再是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就不能满足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今天的问题是，有了这样的充分发展是否就能满足这一条件；问题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会自发产生，还是从外面灌输，今天的问题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不再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今天的问题是，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问题不再是阶级民主还是超阶级民主，今天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划分当今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等等。
工业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变迁，使我们再一次领教了历史老人头脑中的辩证逻辑的伟大力量。机器大工业曾经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工业无产阶级当然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社会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曾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基本政治民主权利，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经济权利进行过前赴后继的斗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都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然而，历史把一切都翻转过来了。我们说，在雇佣劳动者发展史上，工业无产阶级这一章已经翻了过去，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的萎缩，而且还因为他们本身的状况也较之他们的前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前辈曾经是恩格斯所说的“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30]。然而，在20世纪里，他们的实际收入成倍增长[31]。今天，他们的生活状况已极大地改观。或许主要因为这一点，工业无产阶级已在很大程度上“一体化”于现存社会，而不再是威风凛凛的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形象。不仅如此。工业无产阶级不仅不总是站在先进社会运动的前列，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显露出保守倾向。我们都知道，对于关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感兴趣的群体；我们也知道，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在欧洲是如何支持右翼、甚至是极右翼党派，如何支持排外主义的[32]。
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向知识劳动者阶层。不论称之为中产阶级是否妥当，他们的兴起已经大大改变了西方社会原有的界限相对清晰的阶级划分，相应地，人们更加关注超阶级的、整个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争取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运动等所谓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风起云涌，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运动不是为了哪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是关系到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关乎全社会利益的普遍性问题的日益突现，也反映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对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调整方面。如托玛斯·迈尔指出的：“这里特别涉及由新的、跨阶级的政治问题产生的利益，例如环境保护，对有风险技术所引起的危险的的保护，社会一体化，文化宽容，法治国家体制和针对犯罪行为的防护，公正的、卓有成效的和具有透明度的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传统的政治要求如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因而，“在已经改变的世界中依靠传统的、从阶级出发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办法已不再足以实现最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的意识”[33]。
新兴知识劳动者的具有更大自主性的劳动方式以及较高的收入，为他们个人的生活安排开辟了广阔的选择机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使他们有可能获得收入优厚的高等职业；较高的教育水平也使知识劳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在各种观念和社会思潮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一切，造成了某种“个人主义化”的发展，如托马斯·迈尔所观察到的：“从前在工人运动的相互提供支持的氛围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个人隶属于大集体的意识，而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这种意识让位给一种个人主义化的自我意识。”[34] 托夫勒夫妇指出：“与工业化时代的‘群体’不同，正在崛起的第三次浪潮选民是高度多样化的。他们是‘非群体化’的，由珍视个人差异的群体构成。正是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他们缺乏政治意识。他们比过去的群体更难一致起来。”[35]
显然，较之新技术革命之前的工业无产阶级，当代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雇佣劳动者应该是更加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群体。现在不是劳动者群众被动地接受某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观念和纲领，而是政党必须代表劳动群众的要求：“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制定并且实行这样的政治方案、交往形式和政治行动范式，它们能使……不同的群体满意并且偶尔还能动员他们支持一些目标十分明确的政治方案。”[36] 把托·迈尔在20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同他那著名的同胞卡·考茨基在20世纪初年阐述的“灌输论”[37] 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到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在一个世纪里的发展。关于20世纪初年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自发论”和“灌输论”的争论，不管后者在当时包含多少真理，“灌输论”以及那场争论本身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历史主动性相对不发展的产物。在今天的西方，大概没有哪个想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政党敢于要求选民接受党的意识形态。一个在这样的群众基础筑成的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党，能获得象苏共那样的腐败机会吗？
新兴知识劳动者是一个庞杂的变化中的社会阶层，现在大概还无人能准确说出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一阶层中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者群体。丹·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到了伯纳姆的《管理革命》一书中的一个历史哲学式的推理：“在一个技术社会里，权力的重要范畴是职能而不是所有权，……受压迫的农民并不接替压迫性的封建主，它们双方都被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按照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了社会。同样地，经理们会变成一贯新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的技术优越性的基础上建立权力。”[38] 如果我们打算对这一推理加以考虑，小艾尔弗雷德·钱得勒对经理阶层的作用的论述值得重视，他说：“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经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由于获得了原先为市场所执行的功能，现代工商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经理人员则已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集团。……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管理层级制一旦形成并有效地实现了它的协调功能后，层级制本身也就变成了持久性、权力和持续成长的源泉。”[39]
沿着上述思路，丹·贝尔发问道，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与技术革命，新社会的分层制度必然会强调专业和技术阶级的主导地位，如果生产和保持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控制要求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由一个庞大的技术人员辅佐的研究精英群体的存在，这一切岂不明确显示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统治阶级的特征吗？[40]
现在还难以确定经理阶层对于现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我们知道，管理权向所有权的转化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例如，欧洲基督教会的财产所有权就是由早期的对教会财产的管理权演化而来的[41]。欧洲中世纪封建领地权属关系的演变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2]。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演化都经历了长时期的历史发展方告完成。联系到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权日益施加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等限制，使之程度不同地服从社会需要，联系到20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强调伦理价值而淡化制度的根本变革，联系到前苏联东欧国家曾企图在短时期内实现彻底的社会形态更替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教训，解读历史上的所有权演化的例子会有什么启发么？
如同人的幼年是童话季节，少年是追梦岁月，社会愈是处在较早的发展阶段，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就愈虚无缥缈，实现理想的手段就愈不切实际，并且总指望一劳永逸：托马斯·闵采尔的“千年天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沙里·傅立叶的“法仑斯太尔”，卡贝的“伊加里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把每一个具体的实际步骤看得比最终目标更重要时，当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愈来愈关注选民当下的实际问题时，当中国共产党人宣布共产主义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理想时，请不要低估这些言行中所蕴涵的人类理性的巨大进步。社会愈进步，愈成熟，人们愈能清醒地意识到，就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型而言，每一代人所能成就的事业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历史老人是否预约了新兴知识劳动者阶层一个伟大的使命，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将继续向前铺设其父辈开拓的社会进步的道路。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页。
[②] 参阅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4卷第13章“论这一问题的一般原则的必要性”，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③] ④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69.
[⑤] 郑异凡：《苏联知识分子问题与布哈林的‘奇谈怪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⑥]《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⑦]“世界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资料”，见《当代世界经济实用大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统计年
[⑧] 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1986年版“英国”条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附录2-3。
[⑨] 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1985年版“法国”条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附录2-3。
[⑩] 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1986年版“美国”条；《世界经济年鉴（1994年）》“劳动、工资和人民
生活”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附录2-3。
[1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12]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25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97页。
[14]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0页。
[15] 引自[德]F·梅林《海涅评传》，载《梅林‘论文学’》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 参阅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第35-3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7] 参阅[法]费·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第25章“死亡前夕的巴黎”，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8] 列·托洛茨基：《论列宁》，三联书店1980年版，165-167页。
[1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6页。
[20] ④ 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ABC》，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9、190--192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7-208、258页。
[23]《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页。
[24] 参见[南]杜尚·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2-667、
[25]《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48。
[26]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44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18页。
[2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3页。
[29]《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4页。
[31] See J. Dunlop and W. Galenson: Labo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78, p. 58.
[32] 参阅[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第80、86-87页，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1年版；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179、252-253页。
[33] ② ④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第59、3、65-66、159页。
[35] 阿·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3页。
[37] 参阅《列宁选集》第1卷第255-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8]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91.
[39] [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得勒：《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页。
[40]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109.
[41] 参阅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4篇第5章“教会组织之演进”，三联书店1955年版。
[42] 参阅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3章“封建土地所有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参阅梅
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第11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