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社会科学
关键词：产业结构；雇佣劳动者；新阶段
摘要：上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显著变化是“白领”劳动者阶层的兴起，他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扩张同时伴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萎缩，使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固守已往的阶级基础 ，它必然寻求新的社会力量。从第三产业劳动者兴起的事实中 ，有人得出了无产阶级正在消亡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依然是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有人只看到他们是雇佣劳动者，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代表着雇佣劳动者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如同工业无产阶级不同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无产阶级一样，新型雇佣劳动者的兴起已经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新变化
发表时间：2003-07-05
期号：2003年第7期
知网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DFdco8SIy0JS0dbmM8p68EmOm0i2Ait5GVePfPPynAhx4btFUyRo_rzYFC1yBgwxcIHFw3enK_ld5FcbtFzMCOuxSQ2cfpdgvCFGR4SoH9SCGWfKpHahYtISc5FzmE4PSR3FcN3mTGs=&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上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社会结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新产业革命造成的“白领”劳动者阶层的兴起。这些“白领”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传统工业以外的工作，即从事以提供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第三产业。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美国，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数从50年代中期以后就超过了就业人口的半数[1]。 到70年代，情形又有新发展，不仅从业人数进一步增长，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本身也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构变化。《大趋势》一书的作者认为，农业和传统工业以外的产业已不能用“服务业”来一言以蔽之了；所谓的服务业事实上是由传统的服务业和新兴的信息业这两大极不相同的部分构成的。他认为，自1950年以来，传统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始终稳定在就业人口的11%至12%之间，真正迅猛发展的是信息业：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教员、职员、秘书、会计、证券经纪人、经理、保险行业人员、律师、银行业和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构成了一支全新的信息产业大军[2]。这支新兴产业大军在70年代的美国就已超过劳动人口的半数[3]， 约·柰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大趋势》时，这个数字已超过60%④ 。到1996年，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信息从业人员已占各种职业总和的40%以上，其中这一比例以美国为最高，加拿大次之，第三位是英国，日本第四[4]。
这一新兴产业大军的劳动不仅不同于农业和制造业，而且不同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服务业；他们的劳动主要是信息的创造、处理和分配，因而不少观察家认为，三次产业的划分并不妥当。哈佛大学的丹·贝尔教授认为，笼统使用“服务业”一词，会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有误解之虞，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巨大的服务部门，而这些服务部门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大不相同的；服务业在农业社会主要为个人提供家政服务，在工业社会主要是为生产提供辅助，在后工业社会主要是各种脑力劳动服务[5]。《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托夫勒拒不承认三次产业的划分仍然有效，他认为，三次产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重要的是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增长[6]。
这是一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大军。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诞生了这样的社会：脑力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主要内容，脑力劳动者成为劳动人口的主体。相应地，知识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以至丹·贝尔教授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发出这样的议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工业的继续发展有赖于节省劳动的装置，有赖于资本替代劳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知识是发明创造之源；知识创造了新价值和日益增长的规模收益，常常以低投入高产出的新的替代品（如通讯电缆中光导纤维代替铜线）节省资本。”③ 他在另一个地方把知识换成了信息，认为，“信息价值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应当起到劳动价值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作用④ 。
我们不打算赞同贝尔教授以知识（或信息）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企图。如果他所看重的知识的作用，指的是今天的劳动资料中含量较高的科学技术的作用，那么，这决不是什么新现象；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的高低总是相对的，同手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劳动资料的科技含量同样高得不可比拟，因此，在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代“有效的”劳动价值论决不会因为劳动资料中有更高的科技含量而在今天“失效”。不仅如此。科学技术不仅不是增加价值量的手段，相反，它是促使单位商品价值量降低的因素。如果贝尔教授教授所看重的知识的作用，指的是脑力劳动的作用，那么，他就更不应该否定劳动价值论，因为，无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还是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把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劳动“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⑤ 可见，人的劳动过程总是体力和脑力并用的过程，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非是指哪一种力量的耗费为主而已。因此，人们在生产中运用脑力的过程同样是劳动过程，运用脑力创造价值当然就是劳动创造价值。顺便进行这样一个观察，也许是有意义的：找出某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⑥某一年度的两种统计表， 一是国内生产总值统计，一是就业人口在各产业间的分布，两相对比，大概可以发现，产值在不同产业间的比例与就业人口在相应产业间分布比例在整体上大致吻合，这就是说，产值——产值是以货币计算的劳动成果，在这里是价值的同义语——是劳动创造的。劳动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进行艰苦劳动的研究对象，在现时代，借助发达而完备的国民经济统计，我们已经可以对其进行直观了[7] 。不管贝尔教授对劳动价值论的议论可能有何不妥，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他对脑力劳动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意义的评论。
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们的劳动内容，还有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工业社会的典型的劳动方式是与“大型化、标准化、大批量”的生产相适应的工厂劳动，其特点是，“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的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8]。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在生产大型化趋势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小批量、多品种、智能化。适应这一趋势，中小企业发展了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如雨后春笋。新的技术、新的企业组织规模和形式也带来了劳动方式的变化。据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的描述，在信息业的某些先进领域，工作时间和地点已可以由工作者自己决定。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变换工作岗位[9]。人类阔别已久的一种劳动方式似乎与我们重逢了：“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男耕女织’的分散劳动，又经历了大约300年以大机器为中心的工厂或集中劳动。……将再一次使人们走向更高层次的分散劳动。”[10] 阿·托夫勒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图景——“回到家里工作”[11]。到1996年为止的统计表明，美国已有1000万人在家上班；部分在家办公的人数已达4320万，约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而且每年以15%的速度递增[12]。
这是个新型社会。有人谓之“电子技术时代”，有人谓之“超工业社会”，有人谓之“后工业社会”—— 丹·贝尔题自己的代表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约·奈斯比特认为“后工业社会”之类说法不伦不类，他倾向称之为“信息社会”。 这些名称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特征，但比较而言，“信息社会”的概念似乎更应当被接受，因为它突出了这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特征。阿·托夫勒指出：“知识——广义地说，包括数据、信息、意象、符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是第三次浪潮经济的主要资源。”[13] 丹·贝尔教授不同意“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之类的概括，但他还是承认，“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14]
信息社会的经济首先要依靠信息业者，因此，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而成长的社会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增，如贝尔指出的，在这个知识社会里，首先，革新日益源自研究与发展；第二，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的比重计，知识领域日益成为重心；这个正在兴起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⑨ 。
上述情形在上世纪初还是不能想象的。马克思学派著作家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造成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官吏等今天人们谓之信息从业者人数的增加，相对由小生产者小业主等为主构成的旧的中间等级，卡·考茨基在1902年称他们为新中间等级，但是，由于当时他们“在人数上微不足道”，考茨基不认为会出现一个由他们为主体的社会[15]。大致从上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考茨基所称的“新中产阶级”引起了学界的更大关注[16] 。在上世纪中叶发生我们开篇所说的变化时，美国社会学家C·米尔斯在出版于1951年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仍然把包括考茨基提到的那部分人在内的劳动者称为“新中产阶级”，但他已提醒读者，要注意这个群体在人口和政治上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他们代表着20世纪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17] 。今天，人们已经在谈论：“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中的金钱，而是多数人手中的信息。”[18]“如果衡量旧统治阶级成员资格的标准是财富，那么界定新的统治阶级的则是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准。”[19]
知识劳动者的地位和影响在当代西方社会是否如此重要，这当然可以争议。但上述议论的出现，起码是象征着知识劳动者对社会的影响日见显著，因此，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们对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给予极大关注，自有其道理。
自然地，这一新兴劳动者阶层的兴起不能不强烈吸引社会主义者的目光。这种引力是双重的，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要求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新兴信息业从业人口的扩张必然同时伴随着传统产业无产阶级的萎缩，使得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固守已往的阶级基础，它必然要寻求新的社会力量。于是就有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活动家阿·盖拉提出的问题：“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推动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新兴的工人阶级。然而，在今天，当深入的劳动自动化过程已经实现，手工业劳动工人数量大大减少的时候，就应当坦率地问问自己，社会主义能够依赖的社会大多数将由什么人构成，以便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发展自己未来的方案？”[20]
这一问题对当代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共同的，寻求答案时，人们的目光也几乎投往同一方向：“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在今后20年或30年间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出现深刻变化，其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减少并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甚至可以谈到工人阶级逐渐消亡的趋势，至少就它今天存在的形式来说是如此。……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级，它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由新的基本生产资料占有者所组成，而新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就是按词的准确意义来理解的知识和信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问题，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了。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社会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事情。而现代技术革命使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减少，知识分子、其它社会集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得到加强。”[21]
对于无产阶级正在消失、知识劳动者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主导力量的种种议论，
有人断然拒绝。已故的欧内斯特·芒德尔就强烈反对这种议论。他认为，既不会有“后工业化社会”，也不会有“计算机社会”；既不会有“知识权力”代替资本权力，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衰亡。他认为，事实正相反，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到处都在壮大。首先，在西方国家，数量不断上升的知识劳动者仍然是雇佣劳动者；其次，如果说西方国家中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在下降，那么，由于资本全球化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工人阶级人数却在大幅度增长，其增长幅度大于其在先进国家中的下降幅度[22]。
同意芒德尔的意见，因为他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然而有一点需进一步明确，即他只是反驳了雇佣劳动者正在萎缩甚至消亡的观点，但他并不否认传统产业工人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里正在萎缩的事实。雇佣劳动者和传统产业工人是两个相互关联的不同概念；传统的产业工人只是雇佣劳动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有的论者那里，这一区别并不那么明确，因此而损害了自己的论证。例如，对于产业工人“在后工业社会”已不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这样一种意见，向民先生表示反对[23]。他主要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证：一、发达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依然是雇佣劳动者；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壮大。向民先生没有注意到，首先，脑力劳动者依然是雇佣劳动者、雇佣劳动阶级的壮大等等，并不能证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壮大；其次，向民先生忘记了，他所驳斥的那种意见针对是发达国家的状况，也没有任何人讲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阶级也在萎缩之类的话，在这里援引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完全文不对题。
可以赞成或反对芒德尔的观点。但即使赞成他，丝毫无碍我们对知识劳动阶层的兴起这一新事实的意义予以特别关注。可以同意芒德尔的知识劳动者依然是雇佣劳动者的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他们依然是雇佣劳动者，而在于他们是怎样一种雇佣劳动者。大工业无产阶级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无产阶级都是雇佣劳动者，但他们却处在本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前，雇佣劳动者的斗争内容和形式常常是捣毁机器、个人或小组恐怖、秘密结社等等，在观念形态上是与他们的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只是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才形成了近代工人运动，才形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产生了群众性的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才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因此，如果“信息业”雇佣劳动者——让我们暂且这样称呼他们——的兴起是继简单协作时期的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大工业无产阶级之后雇佣劳动者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那么，这一新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至于说在落后国家传统工人阶级甚至农民还占劳动人口的多数，对此我们只能说，这里分析的是一种预示落后国家未来的、代表历史方向的典型现象。
为了理解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雇佣劳动者的兴起这一新事实的意义，重温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史的某些主要方面将是有益的；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映照下，这一新事实显得特别耀眼。
但是，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就这一理论的主要之点，卡·考茨基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莫尔及其乌托邦》中作过简练概括：科学社会主义以两种事实为依据，一是无产阶级的发展，一是使用机器的大企业的发展[24]。这一概括是正确的。机器大工业造成了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共产党宣言》，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阐述的主要就是这两点。然而，视机器大工业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却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曾谈到过这一点，例如罗伯特·欧文[25]。当然，较之欧文，马克思关于大工业对于未来社会的意义的论述要丰富得多、具体得多，而且，对马克思而言，机器大工业不只是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前提，它还造成了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是未来新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但是，言其最显著特点，马克思学派对社会主义学说最大贡献乃是对机器大工业造成的近代无产阶级的研究。
对工业无产阶级的研究也并非自马克思始，也不止于他的学派；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贫困的、充满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大众，这一新的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各方面著作家的极大关注。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早已分析过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例如亚·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的若干章节[26]。无产阶级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瑞士经济学家J·西斯蒙第，在出版于1838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为自己提出了研究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这一“崭新的事实”的任务；在与古罗马寄生的无产阶级的比较中，他指出了近代无产者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27]。
昂利·圣西门目睹过法国大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一度统治巴黎的情形，他不认为这个阶级能有效地对社会行使统治权。在1802年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圣西门提醒工人阶级：“请你们注意，有财产的人虽然在人数上比你们少的多，但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来分配权势。请你们看一看法国的情况，你们的同志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时候，却给法国造成了饥荒。”[28] 圣西门特别指出了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的缺陷。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形象。F·基佐在1849年写到：“我们社会的各种阶级斗争贯穿着我们的历史。1789年的革命是这种斗争的最普遍、最强有力的表现。贵族和第三等级、贵族和民众，资产阶级和工人，有产者和无产者，所有这些只是社会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各种阶段。”后来，“一个新的战士走上了舞台。民主的成分分化了。劳动阶级起来反对中等阶级，无产阶级起来反对中产阶级。这个新的战争同样也是决死的战争。”[29]
在研究过无产阶级问题的著作家中，坚信资本主义万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未曾想过要消灭无产阶级。其他各流派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消灭无产阶级的任务，但由于他们的立场或认识的局限，提出的措施或者是反动的，例如J·西斯蒙第试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或者是保守的，如《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是空想的，如19世纪上半期以昂利·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寄无产阶级解放的希望于社会进步，但是，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说，当时的无产阶级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一般无产者群众中分离出来，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无力帮助自己的等级，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30]。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把无产阶级看作受苦的阶级、社会的溃疡，看不到他们的历史主动性，看不到他们特有的政治运动，不指望他们自我开辟解放之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精心设计各种方案以代替无产阶级的历史运动，他们向全社会、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以为只要他们的思想体系被理解和接受，天国将降临人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没有社会历史主体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19世纪欧洲先进国家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已往有关工人阶级的种种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对工人阶级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使命提出了全新见解。他们把目光集中在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的工业无产阶级身上。马克思认为：“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基地。”[31]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大工业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生产力，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而工业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代表着未来的阶级；由于深受现存制度之苦，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无力抵抗大工业的竞争，破产的中间等级的加入将使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同时，大工业生产方式造就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卷入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政治上的训练，社会转变时期知识分子的卷入而造成的教育因素的增加，等等，这一切将使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阶级并进而组织独立的政党，形成独立的社会运动，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资本的国际化，由于大工业的发展造成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民族间的隔阂将消失，无产阶级将在未来的革命中采取国际联合行动；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将建立某种巴黎公社式的国家，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将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以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无产阶级最终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使自己随着全人类的解放而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未来寄托在当时这个正在兴起的阶级身上。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工业无产阶级的分析在若干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概括说来主要有两点：第一，工业无产阶级确实发展成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阶级，在为本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斗争中，形成了真正独立的运动；事实上，19世纪的后30年，工人运动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正是通过对工业无产阶级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第一次成为有主体的社会主义。第二，这个阶级有能力夺取国家政权——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于1917年在一个大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无需赘言这些被载入史册的华章，一方面，有关该话题的著述已浩如烟海；另一方面，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在西方国家日渐萎缩，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解体，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在回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时，不能不特别关注工业无产阶级发展的实际状况与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这个阶级的认识之间的差距。对马克思学派而言，这个问题即使没有被完全忽视，至少是注意的远不够充分。
种种迹象表明，在雇佣劳动者的发展史上，工业无产阶级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因此，对其历史局限进行分析的客观条件已成熟，用黑格尔老人的话说：“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32]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3]
[1] 参阅[美]阿·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4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美]约翰·奈斯比特《大
趋势》第12—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④ [美]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4] 郑德刚：《信息化是新技术革命的显著特性》，《人民日报》，1996年3月16日。
[5] ③ ④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5、xvii、lxi.
[6] 参阅阿·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⑤《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0、88页。
⑥ 劳动价值论是一种适用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因此，用之于从整体上考察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市
[7]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涉及非物质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问题还在讨论中。参见拙文《论活劳
[8]《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4页。
[9] ⑤ [美]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7-259、276-281页。
[10] ⑥ 袁正光：《‘信息富裕时代’来临了》，载《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第6期。
⑦ [美]阿·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页。
⑧ ⑨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1xxxvii、212、374.
[15] 参见卡·考茨基《社会革命》第36-3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6]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 69-70.
[17] [美]C·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4页。
[19] S. M. Lipset, Consensus and Conflict, New Jersey, Transaction, Inc. 1985, p. 194.
[20] [西]阿·盖拉：《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21]《纲领性声明》；[俄]米·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见《未来的社会主义》第 4、12页。
[22] [比]欧内斯特·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载《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23] 向民：《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5期。
[24] 卡·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页。
[25] 参阅《欧文选集》第2卷第50-5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6] 参见斯密《国富论》（上卷）第八、九、十章，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27]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30页。
[28]《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29]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第25-26 页，三联书店1965年版。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3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3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