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文史哲
关键词：实践；直观；真理标准
摘要：实践经验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 ；直观经验也是认识的来源。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的标准是认识与经验事实的符合，而实践经验是经验事实中最基本的，作为真理标准也最具说服力。马克思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主观能动性与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协调的问题
发表时间：2005-01-27
期号：2005年第1期
知网链接：https://link.cnki.net/doi/10.16346/j.cnki.37-1101/c.2005.01.028
正文：
一
早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尚在进行的1980年，黄枬森先生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意见。他指出，“感觉、推理和实践都能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发挥检验真理的作用，都可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同时他又认为“实践是最后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最后的标准”。黄枬森先生还谈到，“感性知识得以成立的直接根据就是观察、感觉。这种观察可以是在实践中进行的，也可以是单纯的观察。”[1]这个意见事实上是说：实践只是认识的来源之一；实践之外的观察也可能是认识的来源。
今天看来，对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撇开逻辑推理能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谈，黄枬森先生把感觉或观察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就黄先生的意见，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论证，并且，其中也许还有需要商榷的地方。
马克思学派对实践范畴的强调是同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分析从实践和直观这两个范畴开始。
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学派，实践通常指人对对象的改造活动。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说：“人以实践态度对待自然……为我们的利益而利用自然，砍伐它，消磨它，一句话，毁灭它……这里的终极的东西是我们的目的”[2]（P6-7）；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3]（P59），理解为“实验和工业”[4]（P225）；普列汉诺夫批评过“只是因为受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的被动的认识论，指出实践是主体对客体的影响，人“对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5]（P10-11）；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6]（P287-288）
当代国内外马克思学派承袭了上述实践概念，仅在表述上或有差异。此类表述有：“作为认识的基础的实践，是主体（人）和客体（物质对象）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就是客体的改变”[7]（P364）；“实践自始至终仅只是人影响现实的、创造产品的、目的明确的……行动，它是以产生变化，改变自然或人类社会里的现存状态为目的的行动”[8]（P28）；“实践的基本特点在于它走出了意识活动的范围，指向了主观领域之外的客观世界，成为一种能够使外部对象发生某种改变的现实的物质活动”[9]（P231）；“实践是改造对象”[1]；等等。
如果说实践是主体积极的、能动的改造对象，直观则被理解为消极的、被动的观察对象。根据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把认识看作是对于对象的直观，这是包括费尔巴哈认识论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缺陷[1]。按照有关辞书和教科书，所谓直观是指“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感性认识。在有些场合，‘直观’一词用来指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缺陷。旧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不了解认识的能动性，把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理解为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称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直观的反映论”[10]（P1172）。“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旧唯物主义基本上是直观反映论……它只从直观的客体一方来说明认识的形成及其本质，把认识的产生简单地看作是主体接受对象的刺激，和对象把自身‘烙印’在主体大脑中的结果。这就抹杀了认识的社会性、主体性和能动性，把本来是在实践中能动地形成认识的过程，看作是生物性的人以其自然感官受纳对象的过程”。[9]（P227-228）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差别，有的作家概括为，“跟旧唯物主义者所说的想象中的人不同，现实的人不是观察者，而是行动者。”[11]
最后面的这一概括不准确。应该说：人是行动者，也是观察者。这里的确欠准确，反映出作者的一个理论误区，此点稍后还要提到。这里需特别留意的是，应严格把握实践和直观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不能把直观理解为实践的一部分，否则，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就失去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对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批评是以实践和直观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为前提的。
有必要指出，在不是专门批评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场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与直观的概念区分并不总是明确的。恩格斯在批评不可知论时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恩格斯接着列举两例，一是茜素的生产，一是哥白尼天文学被证实的过程。[4]（P225-226）列宁明确地说：“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12]（P132）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访问延安的考察团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的认识过程为例，来说明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6]（P284-286）
恩格斯把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解释为“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但在随后两个例子中的哥白尼天文学被证实的过程（以及列宁说的天文学上的观察和发现），全然没有“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的影子，而仅仅是直观；同样，在毛泽东的例子中，完全没有与实践概念相符的内容——参观者并不进行革命，而只是观察革命。当然，对于人们尚不能施加影响的对象的观察并不能完全脱离实践，比如，通过制造和改进观测设备而获得更强的观察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实践并不是对被认识对象的影响——“在变革对象的过程中感知其现象，进而把握其本质”[9]（P236-237），这是认识论中实践概念的本来意义——而是对认识主体的影响；这里是认识主体的改变，而不是认识客体的改变；这里不是通过变革客体而认识客体，而是通过变革主体而认识客体。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可以这样讲，但不能扩大到只有直观关系的认识对象上。而谈到人的认识能力的生成与人的实践活动的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已经超出了认识论领域而进入了所谓本体论的天地。当李泽厚先生说“‘认识如何可能’只能建筑在‘人类（社会实践）如何可能’的基础上来解答”[13]（P269），正如他自己认为的，这是把实践作为本体论范畴内的概念来看待的。
受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我们的感官（包括运用作为感官的延伸的工具）所不能及的部分，这个部分还不是现实的认识对象，而是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认识对象；一是我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这些是现实的认识对象。受我们实践能力的局限，在现实的认识对象中，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我们的实践活动尚不能对之施加影响的部分，它们只是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实践对象，还不是现实的实践对象，而只是直观的对象；另一部分是既有直观关系，更有实践关系的对象。我们与我们的认识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实践关系，并不决定我们是否能获得认识，而只是决定着认识的深度、广度和可靠程度等。
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可以只有直观关系而没有实践关系，这一事实在马克思学派的著作中并不陌生。普列汉诺夫在批评费尔巴哈认识论的直观性时说，“问题不在于感觉先于思考这个不可争辩的事实，而在于推动人们去思考的主要是人在作用于外界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些感觉”。[5]（P11）这里把作为认识开端的感觉分为两类：直观引起的感觉和实践引起的感觉。在前苏联的著作家那里可以读到更明确的论述：“当外部的物质世界作用于人，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人就产生感觉和知觉，即物质的现实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当人自己作用于外部的物质世界时，他就在进行实践。感觉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把事物对我们的作用和我们对事物的作用等同起来，这是既不懂得前者，也不懂得后者。”[11]这一事实太过明显，以至于在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教科书中，随着对认识过程的论述的展开，它也很难不被论及：“认识的客体首先指进入人实践活动领域和主体发生联系的一切客观事物，同时也指作为实践活动准备的各种观察、探索性活动所指向的对象”[9]（P239）；“在认识的开始，主体所面对的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中感性直观的客体”[9]（P257）。显然，这里把客体分成了两类：实践客体和直观客体。但是，人们没有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可能得出的结论。
二
确定了实践和直观这两个概念，我们来看有关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的论述，问题正是发生在这个方面。
实践是认识的基本来源。但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实践成了认识的唯一源泉。诸如此类的说法有：“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6]（P284）；“实践是联系主体-客体的纽带和桥梁，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本原地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才能进入人的认识领域，获得作为认识对象的那种属性，才成为认识对象——客体”[14]（P84），“只有进入实践领域的对象，才构成人的认识对象”[14]（P74）；“主体和客体之间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其次才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9]（P241）；等等。
既然实践是联结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唯一桥梁，自然地，认识的真理性只能通过实践检验，也就有了“人只有在实践中即在改造对象的活动中才能证实自己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对象相一致”[9]（P22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命题。
从前面对实践和直观概念的辨析中已经可以看出，把实践说成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把实践看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都是需要商榷的。
“只有当主体同客体相接触时”认识才能发生，或如毛泽东所言，“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从认识过程的秩序来说，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这都是对的。问题是，有什么理由把这些“接触”、“感觉”全部归结为对客体的改造、归结为实践呢？难道认识不可以从直观开始，甚至首先要从直观开始吗？难道人们仅仅通过观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认识吗？迄今为止，除了月球上的人类足迹和和前不久“勇气”号火星车在火星上打出的洞窟，人类还谈不上对地球以外的宇宙天体的改造，谈不到任何对它们的能动作用，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不少或深或浅、或对或错的关于它们的认识吗？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评，不是说它错，而是言其片面，或者说，言其忽视了认识来源中的主要方面。但矫枉过正，就走向另一种片面。前面提到那位苏联作家的“人不是观察者，而是行动者”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我们可以在行动中观察，也可以不在行动中观察。因此，不能说“认识从实践始”[6]（P292），而应当说认识从经验始。当罗森塔尔和尤金在《简明哲学辞典》中说“理论是经验的、实践的概括”[15]（P493）时，这是不恰当地把经验与实践经验划了等号。经验不必一定是实践经验，直观的经验也是经验，实践经验不过是经验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直观或实践之外的其它感觉也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既然不是连接主客体的唯一桥梁，它就不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从而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不一定“只有在实践中即在改造对象的活动中才能证实自己的认识是否与客观对象相一致”，有时靠直观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勒维列根据哥白尼太阳系学说提供的数据推算出太阳系中还存在一个未知的行星并推算出该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加勒发现海王星，哥白尼学说被证实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完全谈不到对海王星或它的运行轨道的改造，认识的真伪最终只是通过观察证实的，并且就这个认识结果的检验而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由实践作为“唯一的最后的标准”。
在关于认识论的论述中，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三
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恰当估计，实质上涉及如何理解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缺陷，如何理解唯物主义的发展到马克思提出实践问题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涉及如何理解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所具有的意义。
反映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唯物主义都承认，认识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反映，其路线是从物（客观世界）到感觉、到思维。无疑，从认识来源的角度看，在任何时候，都是被反映者先于反映者而存在；思想是不依赖人的头脑而存在的对象的复制品，而“原本总是先于复制品，复制品在原本之后”[11]。因此，从认识来源的角度看，意识永远落后于存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差别。
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要理解为理论关系，而不是实践关系，就是说，人主要说来是观察者，而不是行动者，这导致了不能理解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把认识主要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直观。显然，在反映论的前提下，仅仅作为观察者，人们只能观察到“现成的”事物，在新事物产生之前，不可能获得有关它们的任何认识，更谈不到创造新事物。这种认识论可以唯物主义地解释认识中的这样一个部分的起源，即认识客体基本上未曾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对其认识还处于直观阶段。面对着未经人们改造的自然界，要坚持唯物主义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很容易说明客观对象在先，人的反映在后。但是，客观世界的另一部分经常在人的活动影响下发生变化，人们不断地改造着客观世界，发明、创造着自然界本来没有的新事物，人的许多认识对象并不是“天然的”存在物。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3]（P76）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的创造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认识只能是对现存事物的反映，那么，在新事物产生以前，那些关于它们的认识从何而来呢？
一旦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旧唯物主义就难以彻底坚持其唯物主义立场。受旧唯物主义的熏陶，R.欧文坚信人的性格、观念等来自外部环境、首先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欧文由此得出结论：要改变人，须得先变革社会环境。但问题是，既然人的观念都是现存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那些反对现存社会、醉心于设计未来新社会的人及其观念从何而来呢？面对着“你在这个制度下生活和活动了这么多年了，请问，我们应该把你看作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一问题时，欧文回答说“他不属于当前的社会制度”[16]（P22），就是说，他深信不移的那些原理并不适用于他这样的人。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从旧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他只能设想“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3]（P55），也就是说，面对着新观念、新事物的起源问题，旧唯物主义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向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地解释人化世界的起源，这是旧唯物主义无力解决的问题。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的前三章关于旧唯物主义的困境的论述，讲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地解释人化世界的起源，使得认识永远落后于客观存在这一命题与人类不断地创造着新观念和新事物这一事实相协调，这一课题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这一问题曾在哲学教科书中被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物质实践活动入手，才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能动性与唯物主义基础相协调和统一的问题”[9]（P227）。但问题在这里不是作为克服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而是在批评唯心主义先验论时提出来的。这就削弱了问题的针对性，从而也缩小了问题的意义。
问题不仅被提了出来，也似乎也得到了解决。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唯物主义的协调是用实践的物质性来说明的：“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9]（P229-230）。对新观念的来源则诉诸“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认识的能动性”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用语，似乎这就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使新观念的产生得到解释：“认识的相对独立性，使认识跑在实践的前面指导实践具有了可能性。在现代，科学认识的超前发展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实践变成了科学理论的工艺化过程”[9]（P241）。
不论认识的独立性、能动性如何巨大，既然是反映论，新认识总是要在新现象之后，就起源而言，认识永远不可能跑在实践前面。困难正在于如何给新认识的产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说明。对此，在“反映论”的头上无论加戴多少“能动的”、“革命的”帽子也无济于事。认识是人脑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的反映。所谓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是同人的感官发生联系的一切客观事物。这里关键是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或“客观事物”的理解。人以及同人发生联系的外部世界是“客观实在”，但在客观实在当中有这样一个部分，人不仅能够感觉到它们，而且能够影响它们，这就是与人们有着实践关系的部分。但是，就新认识的产生而言，人能够对之产生作用的这部分客观实在，仍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新认识的产生而言，最重要的客观实在是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行动本身，马克思所强调的没有被费尔巴哈理解为客观实在的，正是这种行动。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行动，是两类客观实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行动会“激发起”在人的行动之先不曾暴露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它们是单纯作为观察者的人所无法觉察的，人们的新认识源于对新现象的观察。这种“激发起”新现象的行动，就是人们所说的实践——它是新认识的先导。马克思就是这样通过引入实践范畴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解决了新认识的起源问题，“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3]（P73）
当然，追问仍可继续。实践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总是有精神贯穿其中：第一，实践是有目的的，这是一种精神现象；第二，实践的结果在实践之前可能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7]（P202）。就是说，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二元体。既然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二元体，用它来说明新观念的起源，怎么能说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呢？
实践活动总是在精神的，在目的、愿望、想象等等的推动下，但我们的新认识仍然只能在实践之后。认识是精神现象，但它只是精神现象的形式之一。精神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目的、愿望、想象等等。如同自然界的事物各有自己的机能、力量等，人类大脑当然有其独特的创造力，“意识的创造能动性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想象活动中，表现在我们能够创造我们在现实中没有遇到过的现象和事件的幻想形象的能力上”[11]。对于那些不属于认识领域的精神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是本体论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唯物主义地解释新认识的来源。目的、愿望、想象力等等，都不是认识。我有飞的愿望，但这不意味着我知道如何才能飞起来，后者才属于认识领域；人类的飞翔之梦已有数千年，但只是在最近一个多世纪里才有了真正的飞行知识，飞行知识来源于一次次的飞行实践——新认识永远在实践之后。至于说到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二元体，但我们仍然把新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看作是唯物主义的，这是因为完全可以对实践活动的最终动力做出唯物主义的说明，这就是人们为满足肌体的需要而进行的生存竞争。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越出了认识论的范围而进入了本体论，而且越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围而进入了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对于驱使人们进行生存竞争的生理需要的研究属于生理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5]（P70）。但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才是不可动摇的——没有什么比自然科学更能成为唯物主义的坚强后盾。
四
为什么人们会强调或淡化、夸大或忽视某一观念，这里有个人对相关观念的主观认知的因素，但也许还有时代背景、“时代精神”的影响——它首先影响到人们在其开始阶段尚无自觉意识的感觉。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提出以实践概念改造唯物主义，这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欧洲已经听到了1848年革命的脚步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所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就在这种从主体起积极作用方面来观察客体和主体相互关系的欲望中表现了出来。”[5]（P11）毛泽东一生都在强调实践，强调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18]（P321）这种对实践、对改造世界的强调，部分地可以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潮流得到理解：他生活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并且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他会不自觉地把强调能动作用的实践概念的外延扩展到它应涵盖的范围之外，而不会在意从学术上区别实践与直观。
时代已经改变，“时代精神”已呈新的色彩。世界大势已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对于社会制度，我们已不倡导激烈的革命，而是主张稳妥的改良；对于自然界，我们已不仅看作改造的对象，而且看作保护的对象，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尽力恢复已被改造过的某些部分：我们正在使部分被人类活动侵占过的湖泊、湿地、草木植被等重显旧貌；对于在“变革”、“改造”氛围之下我们毫不吝惜的文化遗存，我们正在不惜代价复其旧制，等等。周全的说法应当是：认识世界的目的，除了改造，还有其他目的——还有反对改造的目的。
费尔巴哈在认识论方面看重直观而没有科学地理解实践，这是他的片面性。对片面性的纠正，不是抛弃已经存在的一面，而是保留它，进而找回被遗失的一面去补充它，使之完整。普列汉诺夫的如下评语是公允的：“马克思的认识论老实说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不过后者是因为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5]（P11）如同我们不应当抛弃费尔巴哈认识论对直观的见解，看看他从伦理角度对直观的态度，也不无益处：“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它是一种并非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直观，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把对象看作是跟我自己平等的。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福乐的直观，因为，它热爱和赞美对象；在自由和知性之光中，对象像金刚石一样闪发出异样耀目的光辉，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理论的直观是美学的直观，而实践的直观却是非美学的直观。”[19]（P235-236）费尔巴哈又一次暴露了其片面性。实践的直观同样可以是无私和充满美感的；我们可以为自然整容，比如使荒漠变绿洲；我们可以使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浑然一体；我们也可以用人工创造出优美和谐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改造”的烘烤，不仅自然界的气候变暖了，社会气候也弥漫着热辐射，在这一气候下，也许我们需要多一些冷静的直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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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全 成]
[1]费尔巴哈本人不见得接受这一概括。他不仅明确谈到过人的能动性，而且根据他的主客体统一的见解，他也不可能完全忽略这种能动性。他说，“我同意唯心主义必须从主体、从自我出发的观点，因为十分明显，世界的本质，它对我是什么和怎样，只取决于我本人的本质、我本人的认识能力和我本人的一般属性。因此，既然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对象，它就是客观化了的自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3页）。他也曾明确谈到过主体对客体的改变：“惟有人才以其结构和教育在自然界上盖上了意识和理智的烙印，惟有人在时间过程中才渐渐改变地球为一个合理的适合于人的住所，而且以后还要改变得比现时更合理些、更合于人些。人类文化甚至能改变自然气候”（《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4页）。普列汉诺夫不同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他说，“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6页）。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在一本引证过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作中，列宁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34页）。费尔巴哈没有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也不是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认为的，他已经把主观能动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他没有理解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他理解的能动性是抽象的人的本质，他看到的是人的“结构”和教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