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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中国的经历，大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此前做的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诠释和宣传。成绩显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大部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些名家的名作、对其他学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成果有大量译介；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旧中国就已驰名中外学界。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了科学思想的威力，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实践标准的讨论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仅就“经济效益”而言，也是任何其他理论或科技进步无法比拟的。

但是，能否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谓的科学态度，就是应当做到恩格斯就社会主义学说所讲的，他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恩格斯这个意见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看待，其突出表现正是不研究，或不认真研究。

这种不研究或不认真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以后所呈现的情形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不仅是只能被“注疏”的真理，而且是真理的标准，有时甚至是法与非法的标准，反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为一条罪状，尽管当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用邓小平的话说，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种情形集中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信仰。直到今天，人们仍不觉得“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一用语有何不妥。既然是信仰，就不能怀疑，对于“怀疑一切”这句马克思最欣赏的格言，人们只有欣赏的份，不敢有践行的企图。在这种处处是禁区情形下，当然谈不到真正的独立研究。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是不许研究，现在的问题则是不想研究，或不想认真研究。研究禁区被逐步突破以至消失，但许多人不以这种突破为满足，进而突破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突破起码的学术规范。他们怀疑一切，惟独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于是，书没有读或没有认真读，问题没有思考或没有认真思考，就什么话都敢讲，什么文章都能做；于是，八辈子以前的古董成了新发现、新观点、新发展，思想史根本就是白纸一张，纪元自今日始；于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等等都要发展一番。自然，更有人乘此东风，批量地生产着论著而获得了可观的效益，不少人已荣获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和科研成果奖。

几个例子。

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有人试图用要素价值论取而代之。且不论这两种理论孰优孰劣，也不是说一定要死抱住劳动价值论不放，问题是，就科学研究的起码要求说，讨论这类争论了几个世纪之久话题，总不能从零开始。但对许多人来说，比如，让·萨伊及其《政治经济学概论》、约·穆勒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根本就不存在，两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大量文献，他们不视不见。如果看看这些东西，也许不难发现，他们关于要素价值论的种种议论，没有一点是新的，大概也会意识到，要否定劳动价值论，决非易事。

在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当中，许多人认为这个理论需要深化。深化是件好事，但问题仍然是：深化之前，应先做些研究。

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确有问题要解决，比如，非物质生产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或者说，如何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之间，在马克思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甚至在马克思学派内部，一直有争论。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也不尽一致，这是马克思学派内部就此问题意见相左的原因之一，比如，在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中，孙冶方和于光远两位先生都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文本依据。此类问题的解决，也许可以推动劳动价值论的深化。

但是，许多论者不去面对真正的难题，或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一领域中有什么难题，不知道思想史上都有些什么观点，人们使用过什么论据和方法等等。这些都不理睬，重要的是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当作新见解提出来。总之，只忙着深化，顾不上研究。

劳动价值论为什么需要深化呢？人们说，新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在生产中作用日益重要，管理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比以往大得不可比拟，还有知识劳动阶层的兴起，第三产业的大发展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未曾见过的新事物，因此，生产劳动概念应该扩大，劳动价值论应该深化。

对20世纪以前的作家们来说，上述事物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事实是，各种劳动的类型在18、19世纪的作品中已经被探讨过，其中，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关于管理劳动对于生产过程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有系统的、充分的论述。热心于深化劳动价值论的人当中，有人是知道这些的。既然知道，就该问一问：上述事物是否足以成为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理由？当让·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把生产劳动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帝王、行政官、士兵和教士这类“劳动者”身上以后，生产劳动的概念还有再扩大的可能吗？在以往几个世纪里，人们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范围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界定，老实说，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各种见解当中，在威廉·配第、弗·魁奈、彼·维里、亚·斯密、让·萨伊、约·穆勒、马克思、保·巴兰、孙冶方和于光远等等这些人当中，看看我们赞成谁，拒绝谁，理由是什么，不应奢望什么根据“新情况”去提出扩大生产劳动概念的“新见解”，并依此“深化”劳动价值论。

需要特别提一下被认为是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理由的第三产业的兴起。研究第三产业中的劳动，特别是其中的非物质生产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关键是确定这类劳动的性质，而不是这类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就是说，如果第三产业的劳动根本不创造价值，不论它微不足道还是硕大无比，都不会成为影响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但许多论者却认为，问题正在于第三产业的比重。他们认为，马克思有着把劳动价值论局限为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的倾向，是因为第三产业在当时微不足道；现在第三产业占的比重极大，因此劳动价值论应该深化。这个轻率的意见照例是产生于不研究。

马克思确有把劳动价值论局限为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的倾向，但个中原因却很难用第三产业的不发展来说明。第三产业在马克思的时代决非微不足道。哈佛大学的丹·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曾谈到：任何社会都有巨大的服务部门，而这些服务部门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大不相同的；服务业在农业社会主要为个人提供家政服务，在工业社会主要是为生产提供辅助，在后工业社会主要是各种脑力劳动服务。他还具体指出：1870年以前的英国，从事家政服务的仆役阶级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阶级。据英国经济学家约·克拉潘在《现代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关于1851年英国的就业统计，当时的家庭服务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行业，从业者达一百零三万九千人。克拉潘的统计中还有商业职员四万四千人和其他可划归服务业的从业者，再考虑到他的统计基本上没有提到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从业者，似可断定，非物质生产劳动在当时的英国占有较大比重。关于家庭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给出了20年后显著增长的数字：“在英国，根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被雇佣当仆役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而这尚不包括农场男女仆役在内”。

重要的是，上述观察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新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曾提到，“根据最近的（1861或1862年）工厂报告，联合王国真正在工厂工作的总人数（包括管理人员）只有775，534人，而女仆单是英格兰一处就有100万。”请注意，这里是把英格兰一地的非物质生产劳动者同整个英国的工厂劳动者相比较，可见前者所占的比例之大。我们的论者应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他们自己没有看到马克思的著作。

现在来看看一个时期以来议论纷纷的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一个叫得很响

观点是：既然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就只能由劳动者参与分配，因此，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是矛盾的：要么劳动价值论有问题，要么按要素分配是错误的。实在说，这是一个莫名其妙地冒出来的问题。几十年来，谈到分配问题时，无论按资分配，还是按劳分配，理论界都把它们理解为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对此，马克思讲得很明白：“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本来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分配的依据。如果还有疑虑，不妨再想一想那些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从亚·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特别是试图在自己的体系中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他们不仅承认劳动价值论，而且以此为基础，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自雇用工人的剩余劳动，但他们从没有感觉到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自然”。这是因为价值分配不是由价值源泉，而是由价值创造得以进行的产权条件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

针对上述“人造”的问题，《资本论》法文本的中文译者之一李其庆先生正确指出，这是一个伪问题，这是从“谁创造，谁分配”的错误前提出发来分析分配问题。这里补一句：这是一个大清嘉庆年间就已出生的伪问题。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罗伯特·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曾企图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直接引申出分配原则。但是，这在当时就是开科学的倒车，今天还讲这样的话，这些先生们是不是倒退得太远了点呢？在这一问题上，如果能读一读欧文写于1820年的《致拉纳克郡报告》，研究一下马克思学派著作家对欧文及其追随者威廉·汤普逊等人的评论，也许不至于弄出这种事来。

末了，变用恩格斯的话：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