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济南 250100）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在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政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增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与环境政治研究所于2005年6月17日至19日在济南联合主办了“环境政治学国际研讨会”。来自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日本一桥大学、日本山梨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社科院等学术机构，以及山东省环境保护局、山东省《大众日报社》、威海中华环保园等单位的6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中外专家学者从环境政治学的学科定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西方绿色政治运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
对于环境伦理学与环境政治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提出，环境公平与补偿是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而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是其中的关键。在他看来，人类实践中许多习以为常的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都蕴涵着生态不公正，会导致社会和自然的不稳定、不和谐，因而必须给予伦理补偿或政治矫正。生态补偿伦理原则在环境保护领域主要体现为“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环境收益者付费原则”，而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体现为“开发利用资源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耗付费原则”。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丸山正次教授则系统评述了日本环境政治理论中的四个主要流派。在他看来，以日本政府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相当虚弱的，而学术界一些专家的观点也只是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将重点放在环境伦理学上。对于如何深化环境政治理论的研究，他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批评性看法：一是要用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环境破坏；二是更加详细地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三是深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是理解市场全球化的困境。
在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范畴的差异这一问题上，山东大学刘京希教授认为，二者无论从定义还是研究对象上看都有着明显不同的涵指。其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生态学借鉴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实然性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生态化发展的应然状态；研究政治体系通过社会环境中介与自然环境的实然互动关系及其生态化发展的应然状态；以及政治体系与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子系统之间、要素之间的实然互动关系及其生态化发展的应然状态。
在一个广义界定的理论框架下，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认为，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突出表现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狭义）理论和“红绿”政治运动理论三个侧面的集中而富有成效的探讨。他认为，现在亟需拓展的是如何将上述三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将我们对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结合起来。
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教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进展。在他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概括地说是一种激进的同心主义的（homocentric）而非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分析以及对环境主义理论的应用。生态社会主义所构建的社会将使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真实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分离的、优越的，也不是平等的。
日本一桥大学岩佐茂教授在发言中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的确包括着丰富的环境保护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是马克思重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把人作为自然之子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物质代谢看作是自然界物质循环的一个环节。二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引起了环境污染，进而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三是马克思主张要对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进行控制。
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则指出，马克思的人性观不仅包含着人的“自由自觉”和“社会关系总和”的观点，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人性思想。在他看来，马克思“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观点包含着两种基本规定性：一是人以自然界为对象表现自己的本质，二是人作为对象表现自然界的本质。
英国伯明翰大学托马斯••波古特克教授全面评析了德国绿党发展的现状以及第一个红绿联盟联邦政府的前景。他指出，2005年春是德国绿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讨论了3个基本问题。一是绿党在成为地区和联邦政府两个层面上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作为第一个红绿执政联盟中的弱小伙伴，绿党有哪些政绩？三是在德国所有州级和第一个联邦红绿联盟即将结束之后，德国绿色政治的前景如何？
在北欧绿党与欧洲一体化问题上，郇庆治教授通过比较分析瑞典和芬兰的绿党阐述了北欧绿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北欧绿党在“欧洲怀疑论”议题上并没有一种一致、连贯的观点，而是正朝着两个迥异的方向发展。对于美国绿党政治与欧洲绿党的异同，他通过个例分析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绿党的选举表现（尤其是它在2002年选举中的表现），并做出了政治机会结构、选举政治制度和竞选战略三维视角下的理论分析。他的主要结论是，该党已成长为地方选举政治中的第三党，但想要在联邦州和联邦政府层面上取得更大突破，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限制。
对于中外环境非政府组织或环境运动的发展，徐凯博士（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从如下6个方面评析了国外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进展：一是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及分类，二是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半官方社团角色，三是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制度变迁及其发展，四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五是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商业的关系，六是社团主义与市民社会。
山东大学张淑兰博士以反大坝运动（Save the Narmada Movement，又称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为例，评述了印度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她在具体分析了反大坝运动三个发展阶段、不同的斗争方式与结果、对外联盟战略以及印度政府对环境和环境团体的态度与立场后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运动归根到底是一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战斗，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权势阶层与无权民众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权力不对等角色之间的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山东大学刘颖博士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对西欧五国（德国、英国、瑞典、法国、意大利）环境运动在1988—1997年10年间的发展做了理论分析。她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对环境运动的发展确有着重要影响。在她看来，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环境政治动员水平同时受到政治机会结构的稳定性方面和动态性方面的影响。
山东省社科联包心鉴教授的发言重点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应成为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他提出，环境政治学的深入研究应当致力于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山东生态省建设等提供更坚实具体的理论基础。
苏州大学方世南教授从生态政治学视角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性。他认为，政党和政府在治理生态危机问题上的科学决策和政治权威、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绿色生态政治文化的构建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国际合作等，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并在此基础上促使社会和谐，最终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南京大学肖主安博士通过对欧盟2003年发布的有关环境事务公众参与的3个法令的解析，阐述了欧盟环保法规中的公众参与规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他具体分析了欧盟公共权力机构对公众在环境信息的获得、在环境事务中的决策参与、环境司法公正等环节中的制度规定，以及欧盟对公众参与的培育尤其是对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鼓励与扶持。而刘呈庆博士（山东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则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分析了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弱势角色在环境政治中的不利地位，以及政府因而应发挥的矫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