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译者按：世界知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代表作之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初版于1973年（中文译本于199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了一个特别纪念版，作者为该版新写了长篇前言。前言总结了自该书第一版以来西方社会的新发展。其中的材料对我们研究西方社会的变化应有助益，其观点亦可借鉴。经作者本人授权，特译出发表，供研究者参考。文章中的一段经作者同意未译出，其他原文照译。文中注解除了特别说明者外，均为原文所有。译文拟分两期连载。翻译过程中，美国土伦大学James Derleth 教授提供了许多帮助；《休伦港宣言》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穗明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来自沙俄的犹太移民家庭。早年家境贫寒。1932年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积极参与纽约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1935年~1939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获理学士学位。曾作新闻记者20余年，一度任女装工人工会的《新领袖》杂志劳工事务编辑，由此与全美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1945~1948年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1948~1958年间任《财富》杂志主任编辑，期间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1958年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任社会学教授。1969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兼任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退休。在哈佛期间发表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两部作品于2000年入选《泰晤士文学副刊》的20世纪百部经典。
译校者：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李绍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发表时间：2003-06-15
期号：2003年第2期
知网链接：https://link.cnki.net/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03.02.005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初版于1973年，1976年印行了一个附有阐述性前言的版本。自那时起，“后工业社会”的术语、措辞、观念和概念已在公众和学界传播。Nexis数据库的检索表明，自1997年8月6日至1998年8月8日，在各方人士的文章和演讲中有104处引证；自1996年起的两年间已有191例。
应用范围正在展开，有时使人忍俊，有时令人惊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L.布里坦（Leon Brittan）先生1997年9月在东京发表评论说：“我们正在应对一个老龄化的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艰难过渡。”哈佛大学社会学家W.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1998年1月撰文将城市中心变迁的深层原因归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岗位对高学历的要求。那位在过去十几年间造成了一打多人伤亡的“炸弹客”[①]于1998年1月提议，“如果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他的一份批评后工业（即技术的）社会的腐败和非人性影响的3500字的宣言”，他将结束他的战争。《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表了这一手稿后，他的胞弟D·基辛斯基认出了文风和用语，将其身份通知了当局。
引人注目的是世界领导人高频率和经常警示性的使用这一用语。在1998年4月庆祝布拉格大学建校650周年时，哈维尔总统评论道：“大学的研究不应只屈从市场经济的需求；后工业社会要求大学回归其‘博学’之本意。”在1998年6月谈及亚洲社会的缺陷时，玛格丽特·撒切尔部分地将其归因于“没能造成先进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需的政治结构和技能。”
甚至美国总统也在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在以“塑造21世纪的中国”为题的上海圆桌会议（1998年6月30）上，克林顿总统说：“在你们的经济成长中，你们将跨越欧洲和美国所历经的阶段，你们将同时缔造一个工业的和后工业的社会，从而较之我们，你们将不得不更快地、在更高的水平上对更多的人实施教育。”
当问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报告撰写者何人，我被告知那是总统即兴之论。然而，总统的评论显然源于白宫先前的相关简报，其中该问题数次被提及。1998年5月，由新闻官麦克利（Mike McCurry）和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提交的一份白宫简报称，这场讨论的主旨乃“后工业社会里后冷战时代的实质性挑战。”5月份克林顿总统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契可斯的首相休养地的会谈中，也谈到了这一话题。在伯明翰举行的关于两位领导人及其助手的新闻发布会上，柯里（Michael Curry）重申了这一话题。
这一切清楚表明，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社会是“后工业的”，世界其它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向后工业国家过渡。
尽管“后工业社会”这一用语被广泛被使用，但其涵义常有缺失。例如，1998年8月22日《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后工业的哥拉斯哥》的报道云：
无备而来的访客在哥拉斯哥再也看不到罩着尘垢和烟灰的拥挤廉租住房，面对一片海扩天空，找不到充满噪声的船坞那片起重机丛林……那个哥拉斯哥已经消失——随之而去的是曾使这个城市富有的造船和钢铁业……从市中心看去，哥拉斯哥是一个后工业的旅游、服务业和商业中心。
这一描述显然着眼于工业和制造业的衰落及其被服务业的取代，却忽略了贯穿生成中的后工业世界的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巨变，这一社会结构没有完全取代农业和工业世界（虽然使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但体现着新的改革原则、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阶层。
作为概念和现实，后工业社会生成于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中，生成于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世界的演进中[②]。正象P.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的，在过去的57个世纪的55个世纪里，世界大部分人口的生存是以索取型劳作为基础的经济——农业、矿业、渔业和伐木业。就那个长时期而言，马尔萨斯（T. R. Malthus）是正确的：人口增长受制于疾病、耕地枯竭和自然资源递减；移民和掠夺战争是各民族的生活常态。
然而，马尔萨斯的话写于1800年，自那时起世界已完全改变。已往世纪里所未知的能源的创造及其在封闭容器内的合理运用重塑了世界。蒸汽泵把水从煤矿中排出，使矿工挖得更深、产煤量更大；位于中地煤田上的英格兰岛开始在纺织业中发展蒸汽动力织机；工厂随工业的扩张而兴起；燃煤蒸汽动力机驱动着火车和轮船，全新的运输方式诞生了，人的旅行首次在陆上快过动物，在水上超过风速；随着对环境卫生认识的提高，随着饮用清洁水和医学的进步，疾病，至少在西方世界不再成灾；人口增长意味着新的生产要求和新的需求；随着现代化学的进步，通过控制大分子的特性，人类首次得以制造诸如塑料之类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物品。
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认识出现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原则、等量或少量劳动投入产出更多产品的能力。总之，经济剩余首次不再产生于剥削——除非劳动分工被推至极端。在先前的时代，财富的获取可通过战争、掠夺、苦役、逃税等等，那是一种残酷的零和博弈。现在人们首次看到，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这又反过来创造经济剩余而不致使工人阶级贫困。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最低的期望。
反思这一成就，显然，所谓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百年后的1886年，著名史学家的叔父、老阿诺德·汤因比在牛津讲学时创造了该术语）应归于对技术和生产组织的一种新认识。技术不仅是制造物品的再生产方法，它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是工作乃至生活要素的合理化。技术，作为工序是工具性的，然其设计是美学的，这是魏玛共和国著名的包豪斯学校（Bauhaus）倡导的观念。这一美学观在建筑师格罗皮厄斯(Walter Gropius)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艺术家莫霍伊-纳吉(Lázló Moholy-Nagy)和画家克利（Paul Klee）、法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工作中得到印证[③]。
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两个世纪可谓是一个技术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K.亚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术语，表示公元前500年前后，或泛言之，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特征。那是宗教和超凡人物突现的时代：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佛陀、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的时代，是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斯拉）的时代。众宿同现，堪称奇迹。释者纷纭，此处不拟研讨。不过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个历史绕以旋转的世界轴心。过去的两个世纪见证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一个人类改变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力量突飞猛进的时代，这样说难道过分吗？[④]
构成工业社会基础的是利用能源（蒸汽、电、石油和天然气）驱动的机器，垂直一体化的产销公司，如Water Teagle创建的控制着从含油沙层到炼油再到汽油销售的美孚石油公司，亨利·福特采用的大规模生产等。那么，如何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呢？澳大利亚经济学家C.克拉克（Colin Clark）在其拓荒之作《经济进步的条件》（1940年）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解释，他把经济划分为初级产业（自然资源消耗）、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等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人均产出）是经济进步的标尺。任一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即一定的产出量所需人手较少），劳动力便由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这样，经济进步被界定为部门间不同生产率的函数。服务是一个剩余范畴，也就是说，是一个社会今天能够提供的某种额外福利。许多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人依然在这个意义上定义服务业，但此一定义并不恰当。
克拉克关于服务业的观点是狭隘的“经济主义”。不仅如此，它承袭了古典经济学派及马克思的见解，即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认为只有制造业通过劳动生产价值。但一想便知，此见谬矣。现代社会服务业的主要发展是“服务于人”，首先是保健和教育。此两者是当今社会提高生产率的主要措施。教育提高人的技能，特别是读写和计算能力；保健可减少疾病并使人更适应工作。因此之故，在论及服务业时我把第三产业做了进一步分类：继前工业的初级产业、工业的第二产业之后，又有第三（运输和公用事业）、第四（贸易和金融）和第五（保健、教育等）产业。
但在我看来，后工业社会新的核心特征是理论知识的编汇和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都以知识为基础并以传播知识的语言的作用而存在。但只是在20世纪我们目睹了理论知识的编汇和在新知识的发展中有目的的研究项目开发。人们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看到了这种变化。几乎全部19世纪的工业——钢铁、电灯、电话、汽车、飞机制造、无线电报——都是一些天才的匠人所创（贝塞麦、T.爱迪生、A.贝尔、赖特兄弟、马可尼）[⑤]，他们对科学的发展或无兴趣，或无关系。但是，20世纪的主要发展——电信、计算机、半导体和晶体管、材料科学、光学、生物技术——源自20世纪的物理学和生物学革命，源自爱因斯坦的量子论和光学研究，这些研究说明了光电效用并导致了激光的发展，导致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导致了体细胞染色体结构解码的基因组工程。研究与发展服务于发明与创新，而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它们是一个整体。
当然，社会不象朱庇特的脑袋生出密涅娃一样生来成熟，其各方面随时间推移而展现，常常是新旧模式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与工业社会的对比中指出过去二十五年间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范围和程度，即是提纲挈领地指出也是有益的[⑥]。
1、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今天，1亿2，600万美国劳动力中，只有1，880万从事
制造业，占劳动力的15%弱。而25年前的7，700万劳动力中有2，020万从事制造业，占劳动力的26%。有必要指出制造业本身的变化，即烟囱工业的衰落和清洁的、无菌室生产的电脑集成电路和制药业的兴起。这两种模式在许多方面互为补充。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开发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汽推进试验室设计的、应用集成电路的先进的中枢网络程序以检测发动机故障，这一开发项目便是两种模式互补的实例。
以国内生产总值计，70000亿美元的经济，制造业占17%，而服务业占50%。
2、 职业变化：职业特征的最显著变化是专业化和技术性工作的超常增长和熟练
及半熟练工人的相对衰减。1996年的1亿2，600万劳动力中，3，650万是专业人员和经理，其中经理近半数；有3，760万是技师、营销人员和行政管理助理。这类人总计超过7，400万，占劳动力的近60%。另一方面，1，350万是熟练工人（精细生产和手工业），1，810万操作工和体力工人，总计3，160万，占劳动力的25%[⑦]。
3、 资产和教育：在社会上获得地位和权利的传统方式是继承——家庭农场、家
族经营或家族职业，以及通过发起经营或企业家的能力等更次要的途径。今天，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基础，特别是随着专业化和技术工作的扩展，甚至对企业家也要求较高的教育背景。在1960年，只有41%的人（黑人的20%）完成高中教育。在1996年，81%的人（黑人的74%）完成了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变化更显著。在1960年只有7.7%的人（黑人的3.1%）完成了高等教育。在1996年，近24%的人完成高等教育，其中黑人占黑人人口的13.6%（《美国统计摘要》表243）。
4、 财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作为资源的资本的认识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这一变
化。大约30年前，经济理论把资本首先理解为财力资本，即积累的货币或土地。由于芝加哥大学的T.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G.贝克（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人力资本被认为是判断一个社会实力的首要标志；在新近的P.罗莫（Paul Romer）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和技术一体化被视为增长的内生特征。最近，芝加哥大学已故的考尔曼（James Coleman）和哈佛大学的普特奈姆（Robert Putnam）发展了社会资本概念。一个人获得社会资本即是拥有机会和社会关系网；社会资本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是“天涯若比邻”。如考尔曼和普特奈姆所言，少数民族常常缺乏社会资本，故难以与机会和知识有缘。
5、技术和智能技术：对多数人而言，技术即机械；这一理解在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中有其合理基础。但随着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制造业的普及，以及各种信息传递系统的出现，在“高科技”竞赛中占主导地位是运用规则系统（决策规则），程序（软件），模式和模拟的“智能技术”（以数字和语言为其基础）。
6、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交通——码头、铁路、高速公路、卡车、空港——这使得商品和物资的交换成为可能。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通讯系统：海底电缆，宽带网，数字电视，光导纤维系统，传真，电子信箱，综合服务数字网（容资料、文本、语音、声音和图像于一个频道）。而现在的因特网和万维网在不到5年时间里以通讯发展史上空前的速度成长起来。这些技术构成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成为电子媒介化的全球经济的基础。
7、知识价值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工业的继续发展有赖于节省劳动的装置，有赖于资本替代劳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知识是发明和创新之源；知识创造了新价值和日益增长的规模收益，常以低投入高产出的新的替代品（如通讯电缆中光导纤维代替铜线）节省资本。知识是一种集体的产物（尤其是基础研究），人们可以提出是否应付给创造知识的科学家“社会租金”的问题。
那么，后工业经济有何不同？B.德朗（Bradford De Long）写道：
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新发展是，信息的处理和分配第一次成为主导因素之一。以往的主导因素曾改变了织工、纺纱工、运输工、农民、铁匠等的生活条件。而我们的主导因素正在改变着应用信息管理企业的经理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依靠信息决定购买的消费者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或许是，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的信息处理者和分配者。自然地，我们知识分子是兴奋的，是非常有发言权的[⑧]。
信息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态如此重要，那么，我为什么不题本书为《信息社会》？我写过一篇长文《信息社会的社会结构》（该文的主要部分载于《计算机时代》一书，M.德图佐斯（Michael Dertouzos）和J.摩西（Joel Moses）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该文罗列了信息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提出了一些政策性问题——如集权与个人隐私，对教育进步的怀疑主义——这些问题仍未过时。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我所关注的是技术的作用和技术成为战略资源和社会变革杠杆的方式。我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技术发挥作用的环境（如政治和文化）并非总是由技术成生的。然而，怎么说技术还是变革的主要手段（手段用好用坏，又当别论）。
我的兴趣来自两个方法论的考虑。一是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两个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和权力）与技术分离开，视这些方面为独立的变项，以此观察历史呈何面貌。从一方面看，这些变项依次是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依次是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结构[⑨]。
第二，我认为，即最好把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视为一个拼装体。大多数社会理论视社会为一个整体或一以贯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文化是伴生物。德克海姆（Durkheim）和帕森斯（Parsons）认为社会由决定着规则和行为方式的价值体系所维系。
与此类整合的理论不同，我认为社会由三个方面构成——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每个方面各有其构成和遵循的原则。这些方面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相关联，它们有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
历史的变化并不是统一的，明确的分期也难圆其说，可是我们却常常模糊地使用着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绊脚石是在第一个轴心时代兴起的那些伟大宗教的延续。那些帝国的政治制度已灭亡，经济制度已消逝，但那些伟大的宗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精髓至今犹存。
前现代是君主治下的由军事集团、土地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垂直构成的等级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上升了，他们主宰了社会。经济——生产和贸易——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资本家和工人的内在界限变成了社会阶级分野。正象我在《结语》的第一部分中所探讨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由集团（职业集团——科学的，技术的，行政的，以及文化的）和这些集团所分布的机构场所构成的。
让我们回到关于技术的主题：技术—经济并不决定政治和文化，但作为变化的始因，当向社会普及时它便向政治秩序（常常是应对因变革引起的动荡）和文化领域提出面对工具理性诉求问题。
最后，如我在《导言》中所说的，我并不预测未来，只是描述德国哲学家H.韦欣格（Hans Vaihinger）所谓的一个“好像”、一个“如果”、一个假设，一个可以与未来社会现实进行对照的逻辑框架，以期了解是什么影响改变了社会的前进方向。不同于历史学家“追溯性”的建构，这里是社会学家“预期”的历史。25年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当代社会的特征与25年前的世界进行对比，而不是去判断我们的准确性如何。
自本书出版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特别是近10余年，探讨和拓展后工业社会这一课题的著作不止一打[⑩]。令人惊讶的是，多年前最初为后工业社会的观念所鼓舞的人当中不乏新左派的年轻激进分子。发动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休伦港宣言[11]，是以作为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后工业社会为前提的，它抛弃了老左派的废物。汇编过新左派文献的M.特奥多里（Massimo Teodori）评论道：“美国的新左派或许是直面后工业社会各种问题的新力量的最早萌芽。”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领导人G.卡尔弗特（Greg Calvert） 和C.尼曼（Carol Neiman）撰写的一部充满后工业社会词汇的书《断裂的历史》，描述了设计和操作自动化、计算机化的机械所需的“经过严格训练的、有技术的专业型工人”，他们取代了“老的工人阶级”以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战略。在C.米尔斯之后，大学生们发起了革命，使大学成了“为超越工作和匮乏的新社会而战斗的活样板”[12]。
这里的前提是这样一个信念：我们已无匮乏之虞，生活正在进入一个“后经济”时期。1964年的《三重革命》宣言展示了这一信条的理论基础，署名者当中有R.海尔布罗尼尔（R. Heilbroner）、I.豪（I. Howe）、G.米达尔（G. Myrdal）、T.海登（T. Hayden）及主要作者R.西奥博尔德（R. Theobold）和D.迈克尔（D. Michael）。他们从自动控制中看到了导致一个“新生产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切断以往由短缺的工业社会所维系的职业与收入的相关性并将用益权分配给公众，才能应对其破坏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鉴于所有的社会均为匮乏所困，而根除匮乏是所有改革运动中的乌托邦的始因，在本序言的结论中我将回望这一关键问题[13]。
在关于后工业发展的许多著作中，我想指出一些拓荒性的和对新课题做出严肃探索的作品。首先是S.诺拉（Simon Nora）和H.闵克（Hilary Minc）的《计算机社会》，这是一份关于国家如何对计算机在社会中的作用做出反应而于1978年写给法国总统的报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技术问题做出反应的范例，它也是提出用信息高速公路并联计算机与电信的最早的报告之一。结果是终端通讯方案的产生，由此每位电话用户设一计算机终端（最初取代印刷的电话号码簿）并能快捷地获得诸如航班时刻、电影放映时间、保健服务等各种信息服务[14]。
R.森尼特（Richard Sennett）新著《个性的剥蚀：新资本主义下的职业对个人的影响》（纽约，诺顿，1998）一书在探讨工作团队的重建和不断调适的环境对人格感和诚实感的影响方面做出了新开拓。森尼特的研究与我在1956年的一篇专论《工作及其烦恼》中对工业劳动的描述成为鲜明对比。在描述功能合理、高度协调的机制时，我确认了三个原则，即“规模逻辑，‘度量时间’逻辑和等级逻辑”。规模是指在大企业中集中生产以取得规模效益。等级是一个描绘给从车间到计划管理部门的“脑力劳动”的系统。“度量时间”由F.W.泰勒（F. W. Taylor）所创，是关于工作和报酬以劳动时间的分解为基础的工作时间设计[15]。
这三个“逻辑”均已被放弃或为新的组织原理所取代，结果可能是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但正如森尼特指出的，由于人们在公司重组中不停地换岗，已失缺不少寄托和心理认同。
C.萨贝尔（Charles Sabel）和M.皮奥里（Michael Piore）的著作是我们理解工业社会和旧生产体系瓦解背景的基准作品。在《工作和政治》一书中，萨贝尔出色地评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和他所谓的福特主义体制——该术语已成为极左翼的社会批评语汇——并表明了标准化生产和专用设备的投入是如何压抑着趣味的多样性和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皮奥里和萨贝尔的更具雄心的著作《第二次工业划分》认为，我们也许正在见证“一个新的工业秩序：随着微电子和特别是计算机的进步，随着象意大利的威尼托或德国的巴登—符腾堡的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些“后工业社会岛”繁育了一些中小型企业，它们以灵活适用、反应敏捷的生产系统建立起个性化的或产品订做市场。”[16]
对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地理学家S.萨森（Saskia Sassen）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是后工业经济中世界城市变迁的特征。生产性服务——商务、金融、技术及专业服务——经历了巨大增长，这是贸易、金融、投资和后工业职业的巨大扩张的结果，而这一扩张又是计算机和通讯发展的结果。如萨森指出的，“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忽视了产品生产和生产性服务的差别，更不必说服务业内的差别了。而大都会中心的主要变化——她主要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例——是由于生产性服务的扩张。”[17]
M.卡斯蒂尔斯（Manuel Castells）的三卷著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是重绘社会地图的最具抱负的尝试[18]。在对A.特雷恩（Alain Touraine）和本人的早期工作表示敬意的同时，卡斯蒂尔斯认为，恰当的区分不应是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之间，而应在农业、工业和后工业生产的知识基础的两种形态之间。他指出，关于后工业主义的早期理论（这里指的是我，而不是特雷恩）是以索罗（Solow）和坎德里克（Kendrick）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为基础的，而这一研究用的是20世纪上半期的资料。卡斯蒂尔斯提出，“分析的重点应从后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关于后者，他指的是“在信息技术、加工和通信方面正在发生的革命。”对卡斯蒂尔斯而言，这并非指“知识和信息的中心地位”，而是指“将知识和信息运用于知识的产生和信息处理（通讯设施），是创新和创新应用之间不断的累加性互动。”[19]
我认为，我与卡斯蒂尔斯的分歧在于他把知识和信息视为同一术语或过程，在于他没能区分发明、创新及其传播。我不认为已经发生了“知识革命”或“知识爆炸”。我们可以撇开使T·库恩（Tom Kuhn）的工作庸俗化的可疑的个人相对主义者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饶舌。我们不得不面对V·奎因（Van Quine）和H·帕特南（Hilarry Putnam）以知识可信性基础的局限为由而发出的认识论的挑战。我不同意将信息与知识混同以及存在着“知识技术”这样一种怪异的见解。总的说来，知识是一个判断的体系，而判断不仅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而且这些被检验的判断又受其自身动机的评判。后面我们将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曾在英国出版并被译成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荷兰文出版。与这个新版本同时，将有一个俄文译文由Nauka 和学术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里有一件趣事。
这并非我那本书的第一个俄译本。70年代末，苏共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套西方著作家的选集，被称为“白色丛书”，在限定的范围内发行以为党的研究机构所用。印刷不超过300本，大部分在党组织瓦解时丢失了，并且，前列宁图书馆的该丛书书目被销密时也未见本书。就象G.奥韦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的戈德斯坦，我在一个失忆的黑洞中消失。
本书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威胁而在出版伊始就卷入意识形态漩涡。杰出的法国社会学家R·阿伦（Raymond Aron）提出“工业社会”的概念（源自奥古斯特·孔德）以表征所有工业化社会的共性及需求。这一概念导致了Y·泽莫什金（Y. Zamoshkin）在1963年3月号《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对阿伦和W·罗斯托夫（W. Rostow）（他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时代：反共产党宣言》）的攻击。泽莫什金在《无差别工业社会的反动理论》中称这一概念是“向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提供武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资产阶级宣传家的骗局”。除了冗长的攻击，该文没有认真讨论问题。
步阿伦后尘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提出了一个“轴心原理”，即理论知识的整理。但是，苏联共产党自诩是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科技革命”的先锋。我的概念对那些含混的公式是一个激烈挑战，我的观点引起了多方面的后果。最早理解这些后果的是捷克社会学家R.里什塔（Radovan Richta），他于196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引起哄动。从一家美国商务出版物的翻印中对我的工作有所了解的里什塔有力地指出：
科学正在成为自然经济中的决定性变量和文明发展中的最重要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地结构性变化产生的新动力，随着生产资料和人力的质量和利用水平比数量变得更重要，一个新的（后工业的）增长模式已经显现。这里包含着增长的集约因素和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始密切相关的促进作用（强调其本源）。
里什塔得出结论：一个新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正在显现，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后工业文明”、“第三次文明，服务文明等等”（见本书第一章对里什塔的更完整的引证）[20]。
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感到了恐惧。在下届国际社会学学会会议上，里什塔不体面地否认了自己的工作并“坦白”了自己的思想错误。他的作品消失了。我在本书中大段征引里什塔的著作，为的是让读者对他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了解[21]。
E.阿拉伯-奥格利（Eduard Arab-Ogly）以英译名为《在预言家的迷宫中》（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年版）一书作为对我们观点的一个苏联式的回应。阿拉伯-奥格利博士开头很有礼貌：“丹·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概念是总结和预见技术革命之社会后果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在许多方面的独到的尝试（就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作品而言）”。阿拉伯-奥格利博士继续写道：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对所有喜欢提出有吸引力的选择以取代科学共产主义的人来说……已成教规。”所以，“难怪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不仅在美国和欧洲，而且在日本几乎被广泛接受。”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接着对我的作用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官方社会学家”的标签对贝尔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在10年前问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他宣扬的观念极为正统（从美国官方的、经济集团的角度而言）。1964年，应约翰逊总统之邀，作为美国社会学的官方代表参加了国会建立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研究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美国政府认为，贝尔也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组织的2000年委员会最佳主席人选。
“D.贝尔是美国正在成型的可恰当称之为“大科学”的社会机构的最杰出的代表和意识形态专家。利用贝尔作为喉舌，利用他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大科学”，即科学知识界上层和大学精英们已公开要求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独立作用。（第80-81页）
有趣的是，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把美国视为苏联社会的某种翻版，一个由社会集团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官方”代言人，而我则是正在跻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当中与“大买卖”分享权力和影响的“小伙计”。利益集团联合的变动和松散，这一观念对苏联的理论家们似乎是难以理解的，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探索的独立学者和机构，更是他们陌生的。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是一个非政府的义务性社团，由“官方小圈子”挑选“最佳人选”云云，十足可笑。
象阿拉伯-奥格利博士宣称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后工业社会的论题中所谓的技术革命“象1969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大会和苏共24大所指出的，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对抗在更大规模上的再现。”遵循着党的正统，阿拉伯-奥格利博士断言：“正象列宁指出的，在一方面是垄断资本主义最终阶段的资本主义和另一方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性社会制度的余地。”（第84页）。
列宁也许是对的——但出乎他和他的70年的信徒们的预料。毕竟，戈尔巴乔夫开始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后来则瓦解了苏联共产党。
苏联人攻击我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我不能接受。象其他有远见的理论观察一样，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许多分析被吸收到社会科学中。如果有什么不同，我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我说过，关于从1750到197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分析仍属其中最尖锐之列。问题是，马克思错在哪里？让我们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开始，这部著作是包括未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总结。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这是一个震聋发聩、极富远见的论断，我们已看到这一情势在150年间的展开，并且将延续至下个世纪。
然而，还是存在着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对马克思而言，变革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结构都是阶级结构。在这幅展开的画卷中，马克思预言最终将只有两个互相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而马克思写道：“小资产阶级，即小店主、小工业家、自耕农，手工业者，……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毁灭，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这些阶级中得到补充的。”[22]
但事情并非如此。事实是，在所有的发达社会里，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和正在萎缩，
而在后工业经济中，专业的、管理的、技术的和行政的职业几乎占了劳动力的60%。而如果无产阶级正在萎缩，苏联共产党还有什么理由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
马克思是最早试图较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人。他指出了作为一种变化机制的技术在劳动替代中的作用。他理解资本主义进程的自发性。问题出在他的社会学方面。历史被宣布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它却日益成为民族冲突的历史：在市场和利润驱动的世界上，地缘经济对抗地缘政治（国家常常对国际经济力量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因此马克思只对了一半。他宁愿另一半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理论的独特魅力或许在于它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即社会结构理论（静态的）和社会演变理论（动态的）。困难在于，如果你关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变化，马克思的两个方面，即社会关系和技术相互纠缠，如果你关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变化，两方面的关系并不是清晰和一惯的[23]。
我认为，如果将这两方面“剥离”，视它们为逻辑上的独立变量，我们将从马克思的图式中获益匪浅。沿着社会关系“轴心”，可以通观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社会；沿着技术“轴心”，可以通观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这两个序列间的关系怎样，取决你如何“旋转”这个轴心。这样，以社会关系为轴心，美国和苏联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集体主义社会；以技术为轴心，则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该主题在1976年版前言中已详述，本版收录了这个前言。）
应申明，在利用马克思的图式时我试图获得更清晰的概念，这是我的后工业社会概念形成的起点。在开始发展这些见解时，我力图理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技术与20世纪的理论知识编汇、与旧式“机械技术”相对的我称之为“智力技术”的发展的关系——以及理解已经展现的新兴职业和区位的社会经济后果。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涉及技术—经济领域，其冲击力是巨大的。本书初版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领域已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鉴于此，本前言的后两部分将专门阐明技术的本质、后工业发展的自发特征，即信息的中心地位以及所谓的“信息时代”。
1956年和1957年，R.M. 索罗（Robert M. Solow）写了两篇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论文将技术置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地位[24]。古典经济理论影响了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及马歇尔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局部竞争理论。经济学（按L.罗宾斯的概括）考察了需求竞争下的短缺资源的配置。大萧条年代兴起的凯恩斯经济学关注的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乏力和通常由政府激发的需求增长的必要，以期推动停滞的经济。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和日本经济的重建以及后殖民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关注，经济学才系统地转向增长理论。
最早的尝试是所谓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Roy Harrod）和俄裔美国经济学家E.多马(Evsey Domar)的名字命名），这一关于资本产出率的模型，旨在说明一定的增长率所需的持续投资水平。（简单说，假定资本产出率为2：1，目标为5%的增长将要求10%的持续投资率。）这一模型完全着眼于资本投入。
1965年索罗的论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式表明，从长远看，单位工作者的产出水平是资本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这些是经济学理论通常的组成部分）和技术水平的函数。这里的关键是全部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对于资本/劳动比率变化的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技术被视为固有模式的外源性因素，从而被视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构成中不归资本或劳动投入所计算的余额。索罗的第二篇论文着重经验事实，旨在计量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部分余额可以是在设备、人力资本，组织革新等方面的投入，但总的说，它可以被归于“技术”项下。在美国的趋势增长的不同时期里，“索罗余额”约在40%到60%之间[25]。一句话，通过或直观、或描述、或个案研究，我们之所知已成为公式并融入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象所有其他有效的理论一样，亦可兼容于其他的理论演变[26]。
显然，欲理解现代社会及其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必先理解技术变革，尤其是从机械技术到智力技术的变革，后者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
我们正处于世界范围内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期。这确是一个上升期，因为我们已从发明和创新阶段转入传播的关键时期。传播的速率取决于经济状况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当然，情势已不可逆转，较之重塑了西方、而现在正在用工业化再造世界其他角落的前两次技术革命，其后果可能远为重大。
这一节的任务是，说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显著特点，概述那些我们借以看到这次技术革命何以在基本结构重建中得以进行的社会架构，并谈谈我们可能的选择[27]。
请注意我对技术革命与其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区分。“工业革命”这一用语，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作为一种新能源的蒸汽力的利用和把这一能源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工厂（社会组织）的创立。区分的理由是，新技术的利用并不注定是单行道；对技术进行组织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这是以自觉的方式做出的社会决策。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却不象例如法国和俄国革命那样，是什么人以积极的少数人策划政治事变的方式“决定”的。这次革命中工业是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演进的，因为它带来了利润和廉价商品。
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是使蒸汽借助可控的容器产生动力以及机器的使用。在早期的工厂中，机器被组合在直线式的轴系上。理由很简单：蒸汽在离开热源时会浪费热能，这决定了早期的工厂布局。然而，在电力的利用使工厂可以方便地分散布局时，习惯于几十年前的控制方式的经理们依旧延续旧式布局。如此类似，最早的铁路轨道间的宽度以传统的车厢的宽度而定，后来表明，换一个轨道系统很容易使之加宽。这再次看出，已形成的习惯，如同原始森林中趟出的路径，后人因循而行。
仅仅发生在百年前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两大革新：电力和化学。电力是一种新的更强的动力，它可远输千里，而蒸汽做不到；它使机器分散装配，为减少蒸汽热能损失而组合机器的工厂则做不到；电力带来了新光源，改变了我们的昼夜节奏；电力使我们通过线路把信息变成电码或传输声音的电子信号，结果是电话和收音机的发明。化学第一次使我们能够制造合成材料，从染料到塑料，从合成纤维到乙烯等自然界本来无有之物。
现在，我们正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谈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自然想到计算机、电讯等。但是，这些术语忽略了对于理解这次革命来说是基本的进程。只有认识这些相关进程，我们才能描绘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可能发生的巨变。
1、 全部机械的、电动的和电机体系向电子的转化：工业社会的机器是机械工具。
电子系统正日益取代机械部件。电话系统曾基本上是使信号转化为电流的一套机械部件（即一个拨号系统）；今天的电话完全是电子的。印刷是一个用着墨的铅字在纸上加印的系统；而今，印刷已经电子化了。固态电路的电瓶机也已电子化。电子化使减少部件和惊人的传输速度成为可能。现代计算机速度已达到十亿分之一秒，甚至万亿分之一秒，使计算成为“轻松”的事。
2、 小型化：最显著的变化是传输电流或转换电流脉冲元件的“缩微”。旧式部件
是诸如旧式收音机中的2到3英寸的电子管。如同蒸汽机的发明，晶体管的发明标志着微电子装置的制造能力的量变，这些微电子装置有着控制、调整、管理和微处理器的记忆等千百种不同功能。我们有过4千比特薄如指甲的集成电路，后来发展到32千比特，64千比特，现在我们开始制造百万比特的集成电路。
过去20年间，我们目睹了每个集成电路上元件数的几何基数增长，每10年增长百倍。现在一个微小的硅集成电路块含有数万个半导体构成的电路和全部必要的相互联系的导体，其花费只需几美元。由印刷板制成的集成电路上的电路量等于一位工匠在印刷配线板上焊接元件的10年的工作量。一个集成电路本身可以是一个具有输出和输入功能和随机存取记忆力的微型计算机，且体积小于一美分硬币。
3、 数字化：在新技术中，信息体现为数字。数字是相互分散的、非连续性变项
的数目。电话曾经以模拟系统为基础，因为声音是一种波。通过数字转换，电话变成了二进位制，精确性和可控水平显著进步。这一变化也产生了带有声像系统的数字化计算机。第三次技术革命使已往所有的系统转化为数字形式。
4、 软件：旧式计算机装有线路与机械相连的指令与操作系统，人们必须学会诸
如商业通用语言（COBOL）或公式翻译程序语言（FORTRAN），或帕斯卡语言（PASCAL）或表格处理语言（LISP）等更专门化的程序语言来使用计算机。作为独立程序的软件使用户的各种工作迅捷自如。通过分布式处理，每台计算机终端的控制软件独立于其他终端或中央处理器而运作。个人计算机装有特定的软件程序——如财务分析或信息库修复——这是对用户特定需求的量身定做，用计算机业的行话说，是“用户友善”。
软件——定制化的基础——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行业。一个程序编制员设计数
千编码线可能以月计功。在电讯中，大型电子交换设备（用以在不同的线路上发送千百次通话）使用的线路超过两百万条[28]。打破软件程序的“瓶颈”是个人计算机快速进入小商行及家庭的关键。继而是简化计算机本机的功能和应用软件的可能性和（随着网络出口NETSCAPE和ORACLE的发明）由用户按需购买软件的可能性。掌握这一发明，将极大地拓展程序量和合乎用户之需的应用软件，简化个人计算机的操作。
导致新技术的扩展和进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是光子学。光子学是通过激光、超纯玻璃或光导纤维传输数字信息的关键技术。光子的传输能力远大于铜线和无线电。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实验中，通过每秒传输4亿2千万个信息存储元，在不扩容的情况下在125英里以外而建立起“远程记录”；脉码调制能够在数秒钟内传送整部30卷《不列颠百科全书》。但光子学还处在发展阶段，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正在销售和传播的成熟技术。
至关重要的是，新技术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像“高技术”所指示的那样），而是渗透社会各方面和改造全部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马达的时代——某些东西我们习以为常。马达无处不在，汽车、轮船、电动工具以至靠小马力——四分之三马力——运行的家用器具（诸如电动牙刷和雕刻刀）。后工业时代将再现全面的变化。未来数十年间将是计算机的世界——不只是大型计算机，而且是“芯片上的计算机”，也就是微处理器，它将改变我们全部的设施和家居。汽车、器械、工具和家用计算机将由每秒钟发出一千万个指令的微处理器控制。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多方位变化的体现。以往通信中的电话（声音）、电视（影像）、电脑（资料）和电文（传真）间的界限已被互联的数字交换系统和可兼容的远距离单一传输终端所打破。电脑辅助设计和模拟的引入使得工程和建筑革命化了。计算机辅助制造和机器人技术正在改变着生产场所。在商行、医院、大学，在所有的机场，计算机在记录保存、财产编目、程序安排及信息处理系统的其他各方面都是必需的。数据和信息检索系统赋予决策和智力工作以新的分析方式。由于数字装置开始安排和控制家用设施，家务劳作正在改变，在较新潮的家居设计中，开始改变家居环境的各方面。与显示屏相联接的电脑开始改变着我们的通讯、交易和收发信息的方式。
智力工作的任务是如何以明了的方式“理顺”这些变化，而不仅仅是描述它们，从而在社会学理论上提供分析的依据。后面，我列出了一些表格，从中可见现存的结构如何在压力下生变以及此类变化可能发生的方式。为避免误解，在此重申：技术并不决定社会的变化；技术提供的是手段和可能性。技术的利用方式是社会的选择。
尽管技术的性质和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数人还是不加区分地使用“技术”这一术语。对多数人而言，技术仍然意味机器或机械程式——当然，机械装置依旧存在。
但是，新的电讯和计算机技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一种智力技术，较之缔造了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其基础和知识模式大不相同。这里我要做的是绘出现代技术的“地图”及其“轨迹”，列出五个表格来展示这些变化。
第一个表格是关于技术的历史特征。这些变化产生了三个后果：
1、 系统由机械变为机电，进而变为电子。电话最初是一个机械系统（即拨号系
统），然后是机电系统，进而是电子系统（即按钮式拨号系统）。
2、 从模拟到数字模式的变化。模拟系统是波状的（像电话中的声音系统）；数字
系统是“脉冲的”。通过将系统的转化为数字（0/1脉冲），人们能更精确地控制声音和其他数字化系统。
3、 工业社会以驱动电力工具的马达为特征。后工业技术以微处理器为中心，它
“20世纪的技术”替代“19世纪技术”；源起于理论知识的整理。
旧工业——钢铁、电话、收音机和电影、汽车，甚至航空——产生于实干发明家的经验性的试错机制，他们与当时的科学和理论知识的发展无涉（达比[29]和贝塞麦与钢铁工业、贝尔与电话，马可尼和爱迪生与收音机和电力，福特与汽车，赖特兄弟与航空）。
20世纪末期的后工业的行业发源于物理学领域的新的革命：量子论、相对论、光学、固体物理学、材料科学。电子模型（N. 博尔，F. 布洛克）导致了半导体和晶体管。爱因斯坦论量子光学的论文导致了所有关于光电池和激光(激光Laser是 Light stimulated by the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拼写而成)。这些新产品均源自理论知识的整理。
材料技术革命弱化了我们对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的依赖。
动力装置的变化：工业社会是马达，后工业社会是微处理器。
表二表明，现代技术变革和发明的源泉是理论知识的整理。迄今的人类社会都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我们与其他物种之不同在于语言的发展和使语言明白易懂的规则。由语言而形成集结思想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总结经验和概括思想。然理论知识的整理是一个新的、20世纪的主要特征。
这里的核心论点是，理论知识来自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即使有回报的话，也很少直接得到。基础研究必须与世无争，即不去迎合应用研究和开发产品。
基础研究的发源地是研究机构。在美国，研究机构主要在大学里，还有诸如在医学领域里由政府设立的国立研究机构；在德国，基础研究由政府资助的马克斯普兰克研究所进行；在英国是研究机构的联合体；在日本则是大公司的实验室或象筑波的专门综合研究机构。
表三所示在初始产品、质量改进的产品和标准产品之间存在着差别。
下面的表格显现一个变化的轨迹和一个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在美国，已经发展起了我称之为“散发式制造业”。这是指以创意、设计和市场开发为主的行业和公司。以Gap这一巨大的服装零售连锁企业为例，它在50个国家里拥有250个质量巡视员监督
1）、质量改进的和2）、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标准化生产。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初始技术的领头羊。这一优势源自1）、科学基础强大的研究型大学和2）、浓厚的创业文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一直是质量改进的领军——在汽车、在日用电子产品方面。这一优势源自高超的制造技艺和敬业的工作文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标准化产品的制造经历了向以廉价劳动为基础的韩国、香港及目前向中国的生产转移。
它的分包商。在遍布全球的生产中，该公司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和需求的变化而调整生产。Gap公司有自己的销售渠道。Reebok，当今最成功的运动鞋销售商之一，没有自己的零售渠道，而专注于研究和市场研发。这类公司并不“制造”，而只是开发产品。
第四是发明、革新和传播之间的区别。时常可见一个创意或产品的发布造成的兴奋：认为一旦新事物出现，就将使生产线或行业“革命化”（技术作用的极致）。然而许多被大肆渲染的有趣发明或产品却常常失败。想一下为其发明者D·伽柏[30]赢得诺贝尔奖的综合衍射图，或者连接每一部电话机使通话者相视而谈的“可视电话”，一系列的相关区别还是清晰的。
发明是“科学驱动”，它发生于技术逻辑的展现，例如小型，高速，适应新材料。
革新是“组织适应”，它产生于一个组织利用（或抵制）新发明的能力和灵活性。（个案研究：IBM因大型计算机经营的强势而排斥个人电脑。）
传播是“市场驱动”，产品因成本降低而被使用和销售（如传真机），或更重要的是因为效能和可靠性而受用户喜爱，很容易替代老产品。
总的说，当今的发明源自理论知识的整理。光学方面的几乎全部成果均源自爱因斯坦1904年的一篇重新把光定义为“量子”（同时也是波）的论文；他的工作导致了光电池、激光等等。晶体管的发展源自固体物理学。
当然，新的发展并不一定导致革新。这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我们知道，IBM专注于赢利的大型计算机，而搁置了它曾领先的个人电脑，让微软发展已有的革新。
传播有赖于非常不同的因素。被普遍使用的传真开发于30年前（日本一家报纸《朝日》曾考虑通过传真向北方的市场传送报纸，因为向北海道的运费太昂贵。）当传真的成本降低和传输速度提高时，它就能够且确实拥有市场进而成为日用消费品。
第五点，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技术的发展过程的差别（见表五）。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理解不同社会的接受能力的关键。在电话和计算机行业，日本已迅速进入延伸技术部门。但日本的专项服务企业不多。在这一领域，美国已大举进入延伸技术和专项技术服务两大部门。两项统计突出地表明上述几点。今天的日本，蜂窝式电话的用户愈3，000万，是普通NTT有线电话6，000万用户的半数。蜂窝式电话已不仅用于业务，而且到处都成为年轻人和普通市民的小饰物。作为一种延伸装置的蜂窝式电话近年来已再造了电信业。第二项统计与计算机有关，在美国已有15，000种不同的（压缩包装的）适应独立计算机的产品；这些程序提供了各种可能想见的用途。它们是专项技术。
下面谈谈这些变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配套设施是由大公司开发和推向市场的，如在电话和通讯业中。而专项技术产品——主要是软件——是由工程师和创业者开发、由小企业生产的。仅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一地，有大约7，000家雇员人数50至500不等的公司制造专项技术产品。Netscape可能是网上浏览的Java软件的领军。微软可能主导着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但各种应用软件却是由小公司制作的。当今美国，专门服务型小企业已在计算机和电讯领域扩展开来。它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使创业文化（以及风险资本投入）与技艺高超、受过良好教育的团队结合了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的一些发展是60和7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残留物，出于对组织化生活的反叛，年轻的创业者们在为计算机编写软件程序和编码中找到了经济上的出路和独立性。）
对专项技术发展的重视，表明了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的差别。日本主要说来是一个轻视个人首创精神的共同社会，在公司和大学里讲究论资排辈。他们在合作企业中表现很好。在70和80年代，计算机和电信以及电子产品制造方面的革新一直是他们的强项。但日本不鼓励个人的创业冒险，缺乏风险资本体系或奖励个体企业的税收制度（一种高度平均主义的制度）。由于这些原因，日本能够顺利地进入技术延伸部门，但在专项技术部门表现不佳。而这却一直是美国经济表现的亮点之一。
从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看，对许多经济体（和社会）而言，问题是或开发产品，或改进产品质量，或进行标准化生产。这不是说它们的经济前途完全由技术决定。许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作为社会的基础——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林业产品，农业、渔业、旅游、娱乐、服务等等。当然，所有这些行业在许多方面依赖于技术装备。但如果是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信息技术的走向就成为它们存在的关键。
在信息革命中，有三个针对技术变化的轨迹或路径的用语：
转变技术在社会中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延伸技术，如用语所表明的，为现存技术
拓展空间。专项技术是现存技术为特定目标的专门应用。
电话：电话是一项转换技术，它替代邮局和电报，改变我们的通讯方式，给我们以新的时空感。
蜂窝式电话是一个延伸技术。它“打断”电话机进入系统的软线，取代了通话线路。蜂窝信息通过中继站或微波传递。
专用小交换机或局域网是专项技术。专用小交换机使用一个共同的单位编码，常用于单位内部的通讯。
电视：电视是一项转换技术，着重视频传输，而不是收音机那样的音频传输。
宽频带是一项延伸技术，使高清晰度电视提高了图像质量，增加了频道数量。
专项服务——伴随有线频道的增加——是特设的部分，诸如家庭购物频道，24小时新闻频道的设立等。这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电脑：电脑本身是一项转换技术，可用以计算，保存记录，仿真，模型制作，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和制图、计算机辅助产品制造等。
网络化是一项延伸技术，不同于独立的计算机，如大型机、微型电脑或个人电脑。我们有公司内部网络和公司间的网络，现在又有了连接无数网站的互联网。
程序应用：模盘式金融对照表，游戏，保健计划，以至无数适应特定需要的程序。计算机的技术“推动力”是大工程项目的并联处理和程序软件。
这些技术变革导致了广泛的经济上的变化。一般说来，需要巨量资金和庞大组织的“转换技术”，通常由大公司来研发。
专项技术产品，因其适应特定用途，通常由抓住了特殊需求造成的机会的工程师或创业者领导的小企业经营。在当今美国，信息业主要在专项服务业和小企业中扩展。专项技术发展有赖于创业文化。
[①]“炸弹客”（Unabomber），本名西奥多·基辛斯基（Theodore J. Kaczynski），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狂热反对现代技术。被控以邮包炸弹杀死杀伤26位无辜者，美国政府费时18年将其抓获。——译者
[②] 当然，我不认为此类演进“穷尽”了理解世界上基本社会结构的方法。正象匈牙利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科尔内指出的，两大体系主导着20世纪的历史——财产私有和市场的资本主义体系、国有制的和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系。他评论道：“这个世纪的历史还不曾产生第三种此类体系。”
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以不同方式管理着工业，两者同属于工业社会。本书的一个关键的、源自马克思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不使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和技术形成的轴心相交，我们将有四重方式使不同的体系相对照。关于此方格坐标的说明，见本书1976年版前言图1。
共产主义体系有其固有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官僚机构无视预算约束和价格以及长期短缺，科尔内教授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经济学家之一。我援引的小册子是解决由集体主义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项尝试。（见J. 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基金会，伦敦，1998年版第2页。）
[③] 包豪斯学校，1919~1933年在德国设立的设计学校，由建筑师格罗皮乌斯所创建，其名称由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颠倒而成。该校以倡导将美术应用于日用生活品的设计理念而著名。
W.格罗皮厄斯(1883~1969)，德国出生的美籍建筑师和教育家；E.门德尔松（1887~1953），德国建筑师，以设计德国表现主义代表作爱因斯坦天文台而著名；L.莫霍伊-纳吉(1895~1946)，匈牙利画家和摄影家，其艺术观点对20世纪中叶的美术和实用美术有巨大影响；P.克利（1879~1940），瑞士画家，其绘画和理论对20世纪现代派艺术有重大影响；L.法宁格（1871~1956），美国画家，其绘画和在包豪斯学院的工作给德国表现主义艺术的发展。——译者注
[④] 卡尔·亚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开创性研讨，见《历史的源起和目的》（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3，译自1949年德文版)，特别是第1和第5部分。
在由西班牙报纸ELPAIS（1999年11月1日）组织的数家欧洲报纸联合投资的列昂纳多科研项目中，我发表过一篇题为“第二轴心时代”的论文。
第二轴心时代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技术问题的未刊稿的框架，它包括我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992年8月20日）的大会报告《时空的终结：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和社会》，以及我在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1993年2月10日）接受T.帕森斯（Talcott Parson）社会科学奖章时的讲演。
[⑤] 贝塞麦（Henry Bessemer，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发明贝塞麦炼钢转炉；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美国发明家，未受过正规教育，拥有白炽灯、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等1093种发明专利；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1922)，美国发明家，电话的发明者；赖特兄弟(Orville Wright and Wilbur Wright)：奥维尔·赖特（1871~1948）和维尔伯·赖特（1867~1912），美国飞机发明家，航空先驱，1903年成功地飞行了第一架可操纵的动力飞机，开辟了重于空气的飞行时代；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工程师，专事无线电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1年12月以首次在大西洋两岸实现远距离无线电信号的传送而著名。——译者注
[⑥] 这些变化的第一个图示，见本书第1章。在这个新序言的末尾，对照这里的讨论修改了那个图示。
[⑦] 这两个部分中的资料引自《美国1997年统计摘要》表645，649和693。
[⑧] 《经济文献杂志》，1998年3月号。德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助理。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回答了一些有关新经济不着边际的言论，试图发掘他认为是特有的变化。可在他的网站Delong@econ.Berkeley.edu看到这次有趣的答辩。
[⑨]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是所有社会结构中固有的，就象构成周期表的化学成分。但是马克思的图式取自资本主义，用以解读全部历史。这是一个无效的解读。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个概念图式而非要素图式，就象马克斯·韦伯的父权的、世袭的和合法理性的权威图式是一个历史图式，它可以作为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图式。概念性图式无真伪之差别，但有功用有无之区分。对于理解约从1750年到195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许多方面，马克思的图式最有效；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构成这一图式的最大缺憾。我的论文《意识形态误读：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决定观》对此问题有详细论述。见《伯克利社会学杂志》第35卷，1990年。
[⑩] 感兴趣的读者或许愿意翻阅下列作品：J. 哈格（J. Hage）和C.鲍尔斯（C. H. Powers）的《后工业生存：21世纪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塞吉出版公司，1992）（综述工作、信息收集、灵活协调方面的问题以及由这些变化产生的新职业类型）；F.布劳克（F. Block）：《后工业的前景：经济观批判》（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这是一次有抱负的尝试，旨在形成以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型增长到质量提高的新经济观）；L.埃斯特布克（L. Estabook）编：《后工业社会丛书》（羚羊出版社，1977）（书名不确切，这实际上是由30篇论述职业组织、服务及图书馆业的论文构成的综合性文选）；B.弗兰克尔（B. Frankel）：《后工业乌托邦》（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7；初版由英国政治出版社与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联合出版）（该书将我的工作与绿色运动理论家、特别是R.巴鲁（R. Bahro）和A.戈兹（A. Gorz）的工作进行了对比，展示了一个以丰裕为前提的分散化的手工业者社会）；W.斯塔尔（W. Stull），J.麦登（J. F. Madden）：《后工业的费城：都市经济的结构变化》，（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沃顿学校的一项经济跟踪研究项目，有制造业雇佣劳动的下降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的图示）；S.赫特伯格（S. A. Herzenburg）、J.艾里克（J. A. Alic）和H.韦尔（H. Wial）：《新经济的新规则：后工业美国的就业和机会》（20世纪基金会图书，1998）（指出现在有四分之三的美国劳动力受雇于服务业，着力于低薪的、前景无望的职业并提出了重构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新规则）；小托马斯·斯坦巴克（T. M. Stanback Jr.）、P.贝尔斯（P. J. Bearse）、T.诺伊利（T. J. Noyelle）、R.卡拉斯科（R. A. Karasek）：《服务业：新经济》（人力资源保护项目，哥伦比亚大学，1981年） （一项关于服务业在工业企业内的功能的开拓性研究[研发、市场营销广告、法律、游说]和为公司提供生产性服务的扩张[金融、计算机等]）；K.达德利（K. M. Dudley）：《生产线的终结：消亡的职业，后工业美国的新生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汽车制造业倒闭的个案研究和技术进步中工作保障问题）；T. 克拉克（T. N. Clark）和 M.伦佩尔（M. Rempel）：《后工业社会的市民政治：利益集团的变迁》（西方观察出版社，1997）（这项有抱负的研究旨在界定超越以往左右分野、关注具体问题的新社会运动的新政治发展。作者将若干经验性概括整理成关于阶级政治衰落的正式命题）；L.赫希霍恩（L. Hirschhorn）：《超越机械化：后工业时代的工作和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
[11] 休伦港（Port Huron），港市名，位于美国密歇根州，休伦湖南端圣克莱尔河出口处，造纸、汽车配件、有色金属加工和造船等行业发达，也是有名的夏季休养地。《休伦港宣言》是美国早期新左派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的基本文件，1962年由汤姆·海顿起草。该文件拒绝承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拒绝接受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实现它所声称的要领导世界规模的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目的”，宣称“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有许多东西要告诉我们，而他的概念工具却是过时的，他的最终梦想是难以置信的。”这一派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其理论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和马尔库塞观点的影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其1969年大会后走向衰落。——译者
[12] G.卡尔弗特（Greg Calvert）和C.尼曼（Carol Neiman）：《断裂的历史：新左派和新资本主义》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版，第58—59、22—23、64、174页。
[13] 对从新左派到H.布雷克（Howard Brick）著作的引证使我获益。布雷克的著作《矛盾年代》（Twayne美国作家数据库，1998）是关于60年代的、特别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有价值的研究，见其中的“后工业的发展观”，第54—57页。新左派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讨论是以D.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论文《后工业社会的休闲与工作》（见E.拉腊比（Eric Larrabee）和R.迈耶森（Rolf Meyersohn）编：《大众休闲》，格仑库自由出版社，伊利诺斯，1958）和我的一些早期作品、特别是《后工业社会》（见E.金斯伯格（Eli Ginzburg）编《技术与社会的变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和我为L.巴格里（Leon Bagrit）爵士的《自动化时代》（纽约，新美利坚图书馆，1965）写的序言为基础的。
[14] S.诺拉和H·闵克：《计算机社会》，丹尼尔·贝尔序，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年版。在法国，行政管理机构为所谓的“安纳分子”（Enarchs）、即法国国立行政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所占据，最高级别是财政督察官。他们被指派向公用企业征税，就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新政策。曾在法国几届内阁任职并曾任财政部总检察长的S.诺拉，应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要求写出通讯技术对法国的影响的报告。H.闵克当时是一位年轻的财政督察官。这份在1978年面世的报告在法国是畅销书。
[15]《工作及其烦恼》于1956年由灯塔出版社出版。该文的主要章节及此前一篇文章《人对机器的适应》（《评论》1947年1月）的部分被收入《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出版社1960年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再版，附有一个新前言）。
[16] C.萨贝尔：《工作和政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M.皮奥里、C.萨贝尔：《第二次工业划分》，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17] S.萨森：《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尤见第6章“国际性都市：后工业生产园”。
[18] 在英文版的《新政治家》（1998年6月5日）中，J.劳艾德（John Lloyd）在采访卡斯蒂尔斯时评论道：“卡斯蒂尔斯是个大思想家。他的热心读者将其比之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因为可看到他与这些早年社会学家有同样的才能解读当代社会的基本趋向。他确实与记录了60和70年代社会组织深层变动的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M.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识传媒》）一脉相承。”
[19] 我引用了卡斯蒂尔斯的《网络社会的兴起》（牛津，布莱克威尔，1996年版）第31、204页。全部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20] 见《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23页。——译者
[21] 1988年我前往共产党治下的布拉格的一些学术机构讲学。我在捷克科学院的报告是纪念R.里什塔的。Jiri Pelikan在伦敦出版的流亡者杂志《Listy》1988年11月2日号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此次访问的报道。报道题目为“故乡传书”。文中说：“混乱中的一个特例是媒体对哈佛大学著名专家D.贝尔对布拉格访问的反应。他向三个科研机构的官员们作了报告，我与参会各色人等一起聆听了他不得不讲的话。他确实很棒，常常说出我们的心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客观的和无可挑剔的，……但同时他也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模式（scheme）、理论和学派的缺陷。《Svet v obrazech》未加审查地刊载了他的长篇访谈。访谈中贝尔绝对精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区别。他断言：‘我相信，一旦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从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中消失，会有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因素的天地。只有那时，公开的对话才有可能。’这些猛烈的攻击惹来那些人的喧嚣。他们当中的雅罗斯洛夫·塔玛，一位马列主义研究所的科学上的鼠辈，或许为了抵消这次专访冲击波，在同一家杂志上提醒说教授所云是陈词滥调，称他的观点无异于终结马克思主义！塔玛概括的不是贝尔的观点，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科学界视塔玛的文章为一大笑料，特别可笑的是他表现了对贝尔的大度：‘我不想说贝尔的讲座是乏味的。如果不看实质，即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声的诽谤和否定，他的一些观点表明，甚至资产阶级辩护士对于他的受资产阶级社会利益局限的世界也不总是发表谬见。’这只是请您观赏在我们的资深学者中有何等样白痴，而当意识形态的热度在冷却、人们正在寻求真正的对话点和丁点客观真理时，这些人又是何等自大。”
[22] 丹尼尔·贝尔这里的译文同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1888年翻译、经恩格斯校阅过的英文本略有不同，见《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北京，外语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3页。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译者
[23] 进而言之，不存在什么生产方式或社会组织的替代运动的“一般规律”。象艾瑞克·赫伯斯鲍姆认为的，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这种观点。我曾在“意识形态的误读：马克思著作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伯克利社会学家杂志》第35卷，1990年）一文中详尽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赫伯斯鲍姆的论述见他的《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伦敦，劳伦斯-威特公司1964年版，第61页。
[24] 索罗的两篇论文是：“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经济学季刊》（1956年12月），第65-74页；“技术变革和集约生产函数”，《经济和统计评论》（1957年8月），第312-320页。
[25] E.丹尼森（Edward Denison）关于1929至1982年间经济发展的近著试图对这一时期平均3.1%的经济增长率的特殊因素做出说明。这样，增长的16%是由于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11%是由资源配置的改善，12%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4%的增长归于“知识的增长”或狭义上的技术进步。E.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1929—1982》，布鲁金斯学会1985年版。R.索罗的引用见《增长理论评述》，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XXI页。
[26] 在1980年代，在R.卢卡斯（Robert Lucas）和P.罗莫（Paul Romer）的著作中居中心地位的“新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兴起。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索罗模式视技术为外在因素。随罗莫之后，卢卡斯在其理论著作中寻求使技术对理论来说是内在因素，从而将其融入市场概念，而不是把技术视为常常是由政府推动的一种力量。罗莫试图给知识下定义，经验性的以专利资料和教育水平作为技术同义语。许多问题，特别是罗莫和索罗的工作，已在《经济观察杂志》（第1期第8册，1994年冬季卷）的专题丛书中进行了总结。
与一般均衡理论不同的关于增长理论的两种不同观点，见G.杜西（Giovanni Dosi）、C.弗雷曼（Christopher Freeman）、C.尼尔森（Richard Nelson）、G.西尔夫伯格（Gerald Silverberg）和L.索特（Luc Soete）等：《技术变化和经济理论》（品特出版公司，1998），该书强调革新的中心地位；另见R.尼尔森和C.温特（Sidney G. Winter）：《经济变革理论的演变》，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7] 一个简单的方法论观点：大多数关于技术变革的讨论集中在单一、主要的事项上，然后追寻其社会影响。由此，就有了关于“铁路的社会影响”，关于收音机的、汽车的、航空的社会影响等等众多的研究。这一方法的问题是，愈来愈难以理解具有极其重大的革新意义的技术变革，而要探究其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则更加困难。例如，探索犁对中世纪农业的影响或马镫对战争的影响，显然不同于探索改变了一个交通体系的汽车、卡车、铁路、轮船和飞机的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我以社会母体为出发点，试图认清它们如何随着新技术的引入而变化。在第xiii页的脚注（本刊第 页注②——译者）中提到的未刊稿中有更详尽的讨论。为比较旧的分析模式及其在当代应用的弊端，可阅读小林恩·怀特著《中世纪的技术与社会变革》（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2）和W.奥格本著《飞行术的社会影响》（波士顿，纽约，霍顿·米夫林，1946）。
[28] 人们可以在所谓的Y2K（2000年）问题的软件编码修改中窥见其数量之巨。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操作程序都以1900年为基数。但当年份换到2000，计算机会立刻返回到1900，将给银行、机票预定等无数业务造成极大混乱。1999年1月，美国社会安全系统宣布，通过改写操作指令的3，000万条编码线而使他们的计算机改型。
[29] A·达比（Abraham Darby）1678？—1717，英国铁匠，首创用焦炭熔炼铁矿石。——译者
[30] D·伽柏（Dennis Gabor），1900~1979，电气工程师，生于匈牙利，因发明全息摄影而获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