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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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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轴心时代(下)  

作者:admin 来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3-12-09

【译校者】王建民,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李绍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社会地理学

材料革命和全球化

在历史上,每个社会都由三类基础设施维系,它们是民族间贸易和交往枢纽和途径。首先是交通:河流、道路、运河,在当代是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其次是能源系统:水力、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线等。第三是通讯:邮政系统(沿交通干道而设),然后是电报(通讯史上的首次突破)、电话、无线电,现代的从微波到人造卫星等整套的新技术手段。

交通是最大最古老的系统。当道路的修筑使各地相通从而使贸易和交换得以进行时,社会各方面的孤立状态开始被打破。人们聚居于道路枢纽或河流交汇和湖湾处:商人携货物驻足,农夫带来食品,工匠定居营业,市场发展起来了,城镇在此生根。

在交通体系中,水路一直唱主角,是运输大宗货物最便捷的方式;水道于自然的障碍之间穿行,潮汐和水流提供着助力。无怪乎近千年来(除去那些在通商早期为防范强盗抢掠而叠垒的山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依水而建:台伯河边的罗马,塞纳河边的巴黎,泰晤士河边的伦敦,不必说那些依河畔、海岸和大湖而建的其他巨大的城市了。

在工业社会,城市的位置和制造中心是由水和资源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打开美国地图,看看这个国家的中北部地区。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岭中有铁矿,伊利诺伊州的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有煤矿。这些区域被通往大洋港口的大湖和河谷系统连成一体:苏比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通过圣劳伦斯水道流向大西洋;伊利运河穿过纽约城,汇入哈得逊河;俄亥俄河流向密西西比河,汇入墨西哥湾。

铁矿和煤矿的联手,导致了钢铁工业及随之而来的汽车、机器和工具制造、橡胶工业等。连接这些行业的水运交通体系是美国巨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形成的地理原因——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弗兰、布法罗和匹茨堡。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地理的印迹。

现在,随着工业社会的退场,一切都在变。作为城市区位因素的水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日衰。特别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规模缩小而生产开始更加靠近市场。靠近大学和文化中心成为更为重要的区位因素。看看美国的四个高技术发展中心吧——硅谷与斯坦福和圣弗兰西斯科大学;波士顿附近的第128号环型大道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新泽西州的新布伦瑞克至特伦顿的1号大道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中心;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群集在一所巨大的州立大学周围。

通讯开始取代交通,成为人们交往与贸易的主要方式。我们也看到,日益廉价的通讯网络对于非集中化是一个巨大推动。以往,由于巨大的系列配套服务提供的“外部经济”,大公司的总部多密集于中心商务区,你可以“穿过大街”,方便地得到有效的法律、金融,广告,印刷和出版等等服务。今天,随着通讯费用的不断降低和地价上涨,集中服务和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下降。过去的10年左右,许多美国大公司将其总部从纽约市迁往郊区,那里的地价更便宜,交通更便利:往东北方向,移到了康涅迪克州的费尔费奥德县,往北移到了纽约州韦彻斯特县,往西、往西南移到了新泽西州的莫瑟县。

当地理因素不再主宰商业成本,距离也不再是个空间函数,而是个时间函数;时间的耗费和通讯速度成了决定性的变量。随着小型和微型计算机的普及,小型计算机的“下载”数据库和存储(以及接入大型主机)能力意味着固定的工作场所已不重要。

市随人往。什么是市场?以往,它位于道路交叉、河流交汇处,人们就此购销货物,依地为市。俱往矣。看看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吧,它曾是个供石油运载船舶进入以便“就地”销售的地方。船舶到鹿特丹,因其是一个靠近西欧市场的巨大的受保护的港口;它有巨大的储存能力,聚集着穿梭交易的经纪人。今天它仍被称作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但市场已不在鹿特丹。不在此地,又在何处呢?它无处不在。它是一个电传和无线电系统,世界各地的经纪人用之进行交易并遥控公海上的航船驶向不同的港口。事实上,市场已不再是个地域,而是个网络。

其他商品市场亦如此,尤其是资本和货币市场。今天,在东京、新加坡、香港、米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人们可以“即时”看到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法国法郎,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等的行情;货币在国界之间迅捷穿行,资本依不同的利率或政治晴雨而流动。

这一真正全球化经济的神经、节点和控制中枢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关联着。舞台日益广阔,角色更多,交易和交流的速度和灵活性也在提高。关键问题是,旧的组织结构能否应对如此规模的相互交往。这就是我将在本序言结尾处讨论的规模问题。

经济地理和社会区位转换的另一个动因是新材料革命,它始于对矿物或金属的“重新界定”。历史上,每个社会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英格兰是一个“坐落在”煤田之上的岛国。蒸汽泵发明后,矿井中的水很容易抽出,矿工能够开掘更深的矿层。帝国主义就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原料及市场的手段。需要煤炭的日本在30年代开进了满洲里,部分地是为了确保煤炭供给(同时也是为建立对苏联的防线)。

今天,一切都在变。由量子力学引发的材料革命,人们可以按性能要求制造出全新的产品。这样,人们不再要求例如锡、锌或钢之类,而是要求不同的性能——韧性,伸拉性,传导性等——人们拥有了具备这些性能的合成材料或合金。

材料革命的主要原则是技术替代。在耗尽所需材料之前,我们总是能以一定代价找到技术替代。2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一个企业家组织,由于宣示了自然资源迅速枯竭的预言和1973年以来的石油短缺而引起世界关注。但是,那些短缺并非因为石油枯竭,而是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一卡特尔所采取的行动。同时,“短缺”的想象控制了传媒,诱发了公众恐慌。

实际上,根据需求的增长和资源供给有限的推断,罗马俱乐部此前曾预言过铜的短缺。许多石油公司作为套头交易而购买了铜矿,且在不长的时间内,铜价翻倍。然而,过去的十五年间,市场上的铜供过于求,商品价格低廉。

如果有人问,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蕴藏区在哪里,一些对经济地理有所了解的人会说在智利或非洲的津巴布韦。然而,最大的蕴藏没准儿在纽约城下——大量的铜线正在被光导纤维取代。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光导纤维价格低廉,能耗少,且传送能力十倍于铜线。世界上的每个电讯系统都在用光导纤维替代铜线。铜已不再是战略性物资。

其他多数金属和矿产品同样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过控制战略性自然资源的铜业卡特尔、橡胶卡特尔、锡业卡特尔和锌业卡特尔。今天的世界上已无它们的踪影;它们因技术替代而过时了。只在石油业还残存着唯一的卡特尔,且唯一的原因是石油的廉价。我们有能源可供选择:热放射、页岩、核工厂,太阳能、天然气、甲醇,乙醛,甚至煤泥。但这些还太昂贵。因价格和丰富之故,石油仍有战略优势。

正在兴起的材料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后果——那些限于产生初级产品的地区,如非洲,处境艰难。非洲主要依赖农业、金属和矿业而生存。但是,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的农产品,特别是谷物,数量巨大。化肥和“绿色革命”已经使世界的食物自给有余[①]。回头看金属、矿物或橡胶,技术替代压缩了天然制品的出口市场。在1990年,从非洲下撒哈拉的一揽子出口,价值仅及1980年的一半;如果不计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则仅值三分之一。欲向后工业产业过渡,非洲需要政治的稳定和教育的普及——这些正是西欧社会繁荣的条件。

过去的200年间,我们看到了主要是在19世纪形成的金本位世界经济。一些国家是“核心”,周围则是“外围”国家。前者主要指英国和美国,一定程度上包括德国和西欧。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属外围。这些核心国家集中了大部分的制造业。外围国家提供原材料;有的国家提供移民和廉价劳力;有的为廉价商品提供市场。曾有过经济理论(虽然掺有政治因素)所谓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和劳动分工。各国生产着依其资源、技术和熟练工人所能生产的最佳产品。英国曾是纺织、钢铁、造船和工程领域的头羊;德国曾引领电子和化工;美国曾是汽车,农产品和煤矿开采业的领军。各国通过向上攀登我所称的“技术阶梯”以打入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例如,二战后日本强势挺进造船和钢铁业,而这两大行业,尤其是前者,彻底移出了英国。

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则完全不同。它意味着一个商品和服务的统一机制,意味着资本和市场的一体化,意味着均衡的商品市场以及我所称的生产中的“散发式制造”。当然,国际经济依旧存在。大公司[②]甚至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并被视为该国经济的桥头堡,虽然它们在全世界销售产品。但它们日益不可抗拒地被纳入全球经济。壳牌公司(石油业),尤尼莱佛公司(食品和油脂)和N. V. 菲利浦公司(电子产品)是荷兰,一定程度上是英国的。西巴-盖吉公司(制药)和雀巢(食品)是瑞士的,但它们的大部分生产和销售是全球的。丰田和尼桑,索尼和松下是日本的,正在不可抗拒地被纳入全球经济的销售和生产。

决定性的是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变化。疆界几乎消失,投资回报或附加值最大处(如果政局稳定)是资本的家乡,稍遇不测即撤走。汇率(除了套汇的微小差别)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是均衡的。各国日益失去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较之购买力,受套购保值或借汇率变化进行投机的欲望驱使,无常的货币投机对汇率的影响更大。银行间转帐瞬间即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科威特的银行在一天之内将大部分资本转向国外。网络和信息成为全球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通道和主宰。这些新的中心化的布局,连接着主要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范围再扩大一点,拉丁美洲的圣保罗和墨西哥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科伦坡、上海和北京。

于是,我们看到了资本、货币、商品以及与日俱增的生产“全球化”。会有一个“全球社会”么?从服饰到娱乐,电视培养了世界的大部分口味。直到最近,电视在许多国家里还受政府的垄断控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但现在,垄断已被打破。不仅有独立的公司,而且有了日益增长的象电缆电视新闻广播网或R.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卫星系统及其他全球电视服务业。这里的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还存在使各国彼此区别的“民族”文化。“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差别已经和正在消失。英语正在成为主导的世界语言。在运动和休闲方面还存在民族差别或俗成的社会模式吗?垒球,高尔夫球和滑雪已普及世界。英式足球已开始风行日本,甚至波及美国。饮食和服饰的品味已经全球化了。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人口9万),有日本人、华人、泰国人、越南人、朝鲜人、印度人、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巴西人,秘鲁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中东人,当然不必说,有犹太餐馆供应着牛排和海味。

娱乐也是全球性的了。美国的电视连续剧《达拉斯》风行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或许因为日本商人的行止有些异样。印度的电影业比任何国家的都高产,但迎合的是本地的和农村的口味。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会融入全球社会么?

这一切,向文化和民族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挑战。常见的忧虑是单一化或地方文化失去特色。但这一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哪里有牢固的、由宗教神权政治强化的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或正统犹太教),哪里的文化冲突可能愈尖锐。在多样化的社会,如美国,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文化融合(如艺术、音乐和烹饪)。在一些社会里,如日本和印度,特别在受教育阶层和知识分子中,我们看到了强烈的世界主义的兴起。文化植根于历史和语言之中,而对文化的保护来自对历史的尊重和语言的柔韧性。显然,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时,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答案[③]。

进入信息时代

在走近20世纪的终点时,我们可能正步入“信息时代”。这一用语似乎在宣示一个全新的事物。不尽然。从第一缕原始狼烟到单调击拍的手鼓、到手旗、到电报电码,直到百年前发明的电话,人类一直相互通讯。每项发明都促成了新的时空观,以新的合作或常常是冲突使国家和民族相联系。现在不同的是,新的信息时代不是以机械技术,而是以智力技术为基础,新的时空观超越了地理边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角落没被声像搜寻过吗?)并“即时”发生,使得“虚拟现实”似乎确实存在,而不是一个时髦口号。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成果,但其发端却在于从理论知识到基本的实际应用的转换。英国剑桥大学数学教授C.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19世纪中期制造了第一架计算机——一架机械算盘。由哈佛大学的艾肯(Aiken)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脱(Eckert)和莫奇利(Mauchly)[④]创制电子计算器,使用光控开关作为传导装置,刺激电流开合以进行计算。但这一装置——以及全部现代的电脑——的工作依据是二进制原理和二进制数学。常规的数学是以十进制(以十为单位)为基础的。十进制 (decimal)来自拉丁语deci,意思是10。但是,1/0的二进制原理源自布尔代数,一个由19世纪英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G.布尔 (George Boole)首创的符号逻辑体系。他的体系是转换为电脑运行编码的数百万串1/0脉冲的依据。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一种由N.玻尔(Niels Bohr)和在斯坦福大学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F.布洛克(Felix Bloch)发展了的固体物理学衍生的半导体装置。尼尔斯制造过原子模型;布洛克描述过气体凝结为固体时,能级在量子状态下的产生方式。

但是,信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理论工作再次为现代电讯提供了条件,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C.香农(Claude Shannon)定理。根据频带宽度(电话、收音机、电视和电报的带宽各不相同)和信号噪声比(即一个清晰的信息对信号之间的间隔或干扰之比),香农计算过一个通讯频道的最大传输能力,以此可计算出在特定时段内传送的“比特”或单位信息量。据此,我们知道了不同的传输系统的容量。

下一步是各种传输系统——声音、文本、图像、数据——在一个频道内的“一体化”。声音是一种波,通过电话线的声音是模拟信号。电视图像或传真文本或电脑上的数据却是“数字化”的,就是说,它们是离散单元的脉冲。通讯中根本的技术变化是模拟信号变为数字脉冲以使它们相互兼容并用单一频道传送。(与音乐或声乐记录的情形相似:模拟的“波状”信号被数字化,使之在音响工程师的控制下获得很高的精确度。)

最后,我们有了微处理器。正像马达是工业时代所有机械的驱动力一样,微处理器是后工业或信息时代的控制装置。小型微处理器是我们的计算、控制和记忆等全部装置的心脏。微处理器将无数信息比特存于磁盘,使用户通过快速的存取进行检索,它控制马达和机器的运行,作为转换装置用于所有的通讯系统。

有两条轴线——交通和通讯——纵贯20世纪。交通使大量的人员和商品得以散布。卡车通过高速公路向铁路、海港和空港运送货物。轿车,巴士,火车和飞机“分散”了居住地。完善的交通系统使城郊得以发展,现在多数美国人住在郊外。飞机,最初是螺旋桨推进,尔后是喷汽推进,能在5到15小时内穿越大陆和海洋。亚音速和音速飞机,如协和式飞机,3小时即可飞越大西洋。

现代通讯系统同样使距离“缩短”。短波收音机可以接收从地球任何角落发出的广播。影片资料成为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电视第一次创造了古希腊人所称的大oekumene(共同社区),或媒体未来学家M.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称的“地球村”。今天的大多数消息以可视的方式“即时”传送,无论是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还是东京地铁的毒气袭击,或波斯尼亚的恐怖主义战争。图像通过微波、同轴电缆甚至电话线,且越来越多地通过人造卫星传送。

但是,一个“质的变化”是新的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电缆、宽频带、数字电视、光导纤维、传真、电子邮箱,ISDN(一体化数字服务网,通过一个单一的频道合并了数据、文本、语音、声音和图像)[⑤],以及不可思议的因特网和万维网。因特网以通讯史上空前的速度增长着。以往的通讯进步不曾如此迅速地深入公众意识和促使公众接受。

因特网诞生于20年前,是美国国防部通过一个互动网络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以整合军事科研而促成的。通过网络传送信息,计算机必须将资料放入一个被称之为互联网通讯协议(IP)的数据包中。这样,计算机的使用者,而不是互联网,被赋予了保证通讯安全的责任——简单说,每一台计算机都可以与任何其他一台计算机“对话”。几乎同时,局域网发展了起来,局部的台式智能终端的网络化开始了。计算机不再与大型的分时主机相连,公司和机场已将它的局域网联接到高级研究计划署网上。这样,网络化扩展到了商务公司。

随后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几所主要大学里建立了五大超级计算机中心。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计算机只是被用于武器开发。随着五大中心的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决定建立自己的互联网。1991年11月,国会通过了戈尔参议员的议案,建立国家研究和教育网以扩展对所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联网——不仅使五大中心互联,而且使大学里的任何人能够(象车轮的辐条一样)联通任何其他大学的中心,以此极大地扩展了互联网络。重要的是,国家研究和教育网不仅是一个单一的集中管理的系统,而是一个自主逻辑操作网络的互联网络。这样,它具有根据用户需要而升级和扩容的灵活性。事实上,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校院之间的互联,增加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任何享受四年大学教育的人都能成为因特网的用户。

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此时的因特网只能进行文本处理,使研究者在实验中进行合作(在许多场合下,可能有40多个人在线交流信息或拓展他们的实验)。1994年10月加里福尼亚的网景(Netscape)公司引入了“浏览器”,一种软件程序,它使任何一台计算机很容易地进入因特网,且为程序增加了音像[⑥]。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因特网直接进入家庭。一些商业机构如美国在线实现了这一步,它们以月租费的形式提供服务器和浏览器软件,诱使每一台计算机入网。今天,因特网连接着约3,000万台电脑和数亿个用户。以目前的增长率看,到20世纪末将有1亿台电脑与因特网联接。

因特网自身是一个传输渠道、一个使信息得以传送的信息包交换网络[⑦]。网站是组织或个人的地域或地址。现有网站多达数万。这些网站或“主页”提供着产品信息、报纸、杂志或电视台的附加资料(今天,几乎每一家大报、期刊、商务杂志和电视台都自办网站)、政府活动的最新资料(以及政府档案的历史资料)、完整的图书馆书目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用户“下载”到自己的电脑里,如果需要,可以用纸打印。

个人的网上“冲浪”可能被汹涌的巨浪打翻。因此,当“搜索引擎”使用户可以确定自己所需的定位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⑧]。据一家主要的接入商“雅虎”估计,该网站目前存有3000~5000万页的信息,或200~300千兆比特的文本[⑨]。

因特网和新的通讯基础设施与过去10年间的基础设施大不相同:以往的设施主要用于商业交易;新的系统将普通市民作为用户和消费者吸纳了进来。新的通讯基础设施强调的是互动和参与,并且以其亿万个互联系统极大地扩展了传输渠道。因特网加剧了消息、流言和谣言的散布,使传闻和丑闻得以彰显;它以人们闻所未闻的方式提供了接近人类文化资源的巨大机会;它使那些小集团——志趣相投者和同行——在国内外成倍增加;它改变了那些“守门人”,他们主导或左右着圈内人的趣味,影响着他们对新的时尚、产品、娱乐等等的取舍[⑩]。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些新的互动发生于社会网络中,这些网络造成的结果之一是社会资本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在增长。“社会资本”是近年来社会学家深入研究的一个概念。实物资本是对商品和资源的控制,金融资本掌握着货币,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获得技能和知识。社会资本是意识到的通过新的信息、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联系,获得进步的机会和可能性。(研究者发现,美国黑人社区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社会资本,从而极大地限制他们在社会中的流动。)

然而,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注意。一个是,横贯世界的因特网事实上限于那些拥有辅助性基础设施、主要是拥有现代电话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整个非洲和所谓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以及东欧和西伯利亚,那里很少或没有先进的电话系统,即使其中许多国家有互联网,无论政府的办公室还是在工科院校里,只有少量网站可用。

第二点是,直到现在,作为传输渠道的因特网与电视和电话系统是分离的。但是,在美国,拥有宽频带的电缆公司已经开始试图通过电视机接入因特网。但这些电视机只是播出信息和图像;它们还没成为互动的媒介。许多公司认为,各种媒介的一体化是一项技术和商业工程,当一体化的可能性从发轫转向实用时,各类公司——计算机,软件、电缆和娱乐——之间的竞争将导致联盟和合并。

许多例证表明,因特网正在改变着新闻出版、政治以及商业。斯塔尔提交建议弹劾克林顿总统的450页报告在因特网和印刷品上同时发布,数百万阅读屏幕上滚动着的报告的人在因特网上“点击”了600万次;如果读者想复读什么内容,特别是关于那些荒淫的描述,可将报告回翻到任意页码或位置。1977年,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索工程的旅行者号、一个比冰镇啤酒器还小的六轮探测车在火星着陆时,全世界的观众目睹了它在那个行星表面行走。一年多时间里,探索者网站记录了来自全世界的一亿次点击。

作为信息源,因特网正在成为那些需要恢复最机密信息的个人工具。国会图书馆现在的一个工作日内记录约100万次点击。到2000年,国会图书馆将有征自全国的关于美国历史的条目供全国的学校和图书馆在线和光盘只读存储器利用。大英图书馆在其伦敦的Euston的新大厦里有一个名为“翻页”的展览,参观者可看到完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触摸特设的计算机屏幕,它可逐页翻动、放大和讲解关键段落,甚至可以为你显示,如果将达芬奇独特的倒写呈现为正写,那些页面的外观怎样。1998年8月,一个名为公众目录的15万多种印刷期刊的免费目录进入万维网,汇集了从所有主要图书馆参考室里找到的标准期刊目录。新目录中的登录可搜索和浏览。每个登录包括出版物介绍、它的出现率、出版商的名称和地址、价格、国际标准条形码,如果可能,它的网址。

古代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奉亚历山大大帝之命而建。它集博物馆、学校和学术研究中心于一身,也是古希腊文献的收藏和分类的最大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不仅藏有古代文献,而且有大量的有关研究著作。图书馆一直存在到罗马统治下的公元3世纪。会有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装配到每个人的桌面上吗?热中者为这一前景而雀跃。然而,尚不能完全确定这样的“万能图书馆”会在最近的将来出现。在我们能有效地检索全部可用的文本文件之前,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更不用说那些诸如数学公式、音乐和艺术等非文本信息,索引的制作就有大量的问题(如何为一幅画或一部电影做索引?)。开发以可控的方式对结果进行概括的摘编性软件是另一件令人生畏的事。当然,正在进行着各种努力,最重要的当属“美国数字图书馆先驱”,它一直在尝试将所有的专业化图书馆(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合并为数字化的形式以为用户所用。

同样不能确定的是,据称因特网会成为一个为消费者营造“虚拟购物”体验的电子化市场。除了教堂和博物馆,美国人还喜欢购物中心:购物是一种家庭生活体验,且常因新奇产品的诱使所致(好似在图书馆中浏览)。触摸和感觉是真正的“实在”,它不能以想象的体验来代替。但是,当人们的需求非常确切而又首先考虑方便,则电子化市场有其优势。1998年,在金融服务中,通过因特网进行的交易占私人投资者股票交易的20%强。旅行预定日益在网上完成,特别是当航空公司采取“削价拍卖”的策略,以较低的价格提前多日售票,随着启程的临近而票价渐涨。网上购书和录制品已很常见,特别是当人们离书店和音像店较远或想买到难得的绝版书和录制品的时候。在决定进一步察看之前人们可“购买”房产经纪人的货单,使购房更简便了。电子银行愈加成为“实在的”现实,特别当人们可以一天24小时与银行往来,而不限于沿袭已久的朝9晚3的营业时间。自从购买者发现较之电话订票,计算机服务能方便地自动地预定到最好的座位时,作为最大的剧场和演出票销售商的票务总汇(Ticket Master)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当然,电视上许多家庭购物频道的相对冷清表明,因特网上的电子化市场本身可能变成零散的服务,而不是其热中者宣称的“虚拟购物”[11]。

什么是知识?

在全部关于资料、信息和知识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恐怕是“爆炸”。而除了“更多”以外,并无其他尺度表示真正发生的信息数量——更不必说质量,所以“爆炸”一词并无深意。同时,常因术语的合并而发生混淆:数据与信息互用,信息等同于知识。辞书的助益有限,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韦氏新大学词典》这一或许采用最广的公众资料将数据定义为“作为推理、讨论和评估之依据的事实信息(如数量或统计资料)”;信息被定义为“知识或情报的交流或接收”;知识被定义为“通过经验或交往获取的对事实或认识事物的条件的通晓。”这些定义令人失望。

首先,可把数据(data)视为关联的事件或系列统计资料,诸如日用品价格、国民生产总值、DNA结构,或关于化学周期表中诸因素结合状况的报告。消息、事件、资料——当我们能建立起表明这些词语之间的联系并作有条理的表述时,信息一词拥有这些涵义。但什么是知识?或许,给出定义之前,必须先就人们的不同信念以及这些信念的正确性做适当区分。

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或许是当代美国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他试图建立认识的条件。在哲学词典《本质》中,奎因问道:“什么可算作认识?首先,你必须相信它;其次,它必须真实。知识就是真实的信念。”然而,作为他所担心的问题,他断言,有些事情会被错信。因此,知识必须是“有根据的真实信念。”然而,这一定义可能仍欠充分,因为其基础不见得合理。此外,还有一个界限晦暗不清:“知识内涵着确定性,而又该如何把握确定性呢?”

因此,奎因在最后说:“我认为,出于科学或哲学的目的,最好将关于知识的见解作为无益之事而弃之,姑且使用其各要素。”知识这术语就象日常用语中的单词“大”,有其简约效用,但不能满足“一致性和精确性”的标准[12]。

然而,可能存在着阐述其效用的其他方式。奎因是从信念的立场、即知者及其知性的立场出发的。但是,古典哲学已在知者与已知之间做出了区别并拒绝了知者的立场。知者对事物的认识各异,从而是易变的和偶然的。但是,什么是已知?对柏拉图而言,已知的是事物的性质或特征,例如“白”。但更重要的已知是事物的形式(forms),即事物的理念或完善的质。知者的任何知识都存在固有缺陷,但人们可以穿越现象到理念、意见到知识之间的“界线”而接近真实。亚里士多德将这一过程重新表述为“形式的实现”。每个事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并寻求实现之,除非外力所迫,如橡树子长出了栎木树。这样,先于潜在的质料,存在着本原或发端,从而存在着目的或终结;隐德来希或内在目的是我们的关于事物的知识。犹如在诗歌、音乐或绘画中有各种类型和形式,在类型或形式中逻辑地展开着的多样性是我们的关于一件艺术品的特定知识。

广义地说,知识来自经过验证的理论。例如,巴比伦人拥有上千年的天文记录,却从未把这些经验资料概括为地球或太阳的轨道运行理论。希腊人创造了概念,使他们得以把资料整理成互相联系的经验(亚里士多德用来表示知识的术语)并创造理论。由此,欧几里得能够利用田野中石碑间的关系测量其夹角,创立了几何学。几何关系是高度抽象的。理论使人们利用发现,进行由此及彼的概括。通过验证过的理论——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我们可以将一个新的相关发现作为知识而接受[13]。

但是,认识主体的情形又如何呢?正象奎因在赖尔(Gilbert Ryle)之后指出的,知道如何与知道如此是有差别的。知道如何是个实践问题,是无法从理论中产生的;没人能从空气动力学中学会骑自行车。但是,知道如此却是产生于使信息与相关的语境和理论相符合。同样,在对事物了解和理解之间是有区别的。信息是对消息、活动和事件的了解。对事件的意义的理解来自经相关语境和理论验证的知识[14]。

这些区别使我们将资料与信息中以及将信息与知识区分开来。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图书索引。资料好比名目索引,它们通常按字母顺序编排。信息类似主题索引,它是标题的分类,由作者编排以引导读者进入作品主题。但认真的读者可能出自与作者不同的目的而自建索引,这需要判断力,而判断力来自“确切”的知识或有关该主题的理论。

这一点,按杜威(John Dewey)(在《经验艺术》一书中)的说法,判断力来自对前缀re(重)”的自觉运用:就其所知进行刻意“重整”、“重编”、“重构”,为科学或审美的目的而建立新的视角。这样,或许会达到识者与已知的统一。

社会变化的框架

后工业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确实,相对于200多年前以“工业革命”发轫的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还不到50年,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正在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巨大的社会变化。下面我想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哪怕只作简要讨论。

阶级灭亡

过去的100多年间,阶级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分裂的轴心和社会学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一成见最初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随着工人阶级日渐壮大及资本主义危机的展开而灭亡的预言。当然,在权力和影响方面确有阶层差别,这些差别,有时仅仅是年龄和性别,制度化地根植于所有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是其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承诺和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来的一切差别的终结。

封建时代的社会分层——在欧洲和日本——以地产和武力为基础,伴有对领主的义务。权威由等级界定。封建主义是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尽管王权特许城市中的工匠和商人可在体制之外致富。资本主义与之不同,它起源于以制造或商行的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封建体制之外的阶级。它是相对开放和流动的,但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它植根于家庭之中。家族资本主义——奇怪的是马克思从未予以关注——是一种由继承而延续的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企业是延续数代的家族企业。(在美国,诸如冠以福特、斯威夫、阿莫和格瑞西名称的公司,许多产业如纺织、酿造和报业等都是家族式企业。)[15]

后工业社会使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基础。当然,家族财富可为孩子们的学业、甚至为就读于精英学校提供文化优势,但学业表现和工作岗位竞争成了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企业在家庭内的继承日益让位于管理阶层,在某些情况下,如经理们通过杠杆买断而成为所有者时,家族可传承财产,但不能将管理职位传给儿女。随着公司的所有权通过互助基金和退休基金而扩散,我们迎来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依然是一种经济制制度,但其社会制度的成分日减。

那么,阶级终将如何?在社会学文献里,一直有三类阶级结构。一个着眼于不同职业及其成员的集合体。第二类来自马克思主义,来自以财产或权威为阶级基础的企业内的结构关系。第三类是由声望或生活方式界定的“社会阶级”。

在职业结构方面,如前所述,工业工人阶级一直呈进行性萎缩。部分原因是制造业的衰减或作用的变化,相应地,半熟练工人随着自动化过程的兴起而逐渐消亡。工会运动,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的核心,从1960年7000万劳工的30%,降至1996年1亿3,500万劳工的约15%。并且,其中约40%的工会会员在公共部门。

把目光转向教育,美国经历了从精英到阶级、再到大众的高等教育之路。在1940年,在校学生约3,000万,但只有不到150万人进入高等学校。在1996年,约有6,600万在校学生,大学生约有1,500万。到1996年,80%多的25岁以上的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其中约24%的人完成了4年或4年以上的大学教育。

这一情景反映了美国职业重心的变化。在美国,经理和专业人员在1亿2,670万从业者中为数达3600万(1996年),约占劳动人口的30%,其中半数为行政和管理人员,另一半是专业人员——工程师、计算机研究人员、医护人员、高校教师、律师等[16]。

他们构成“阶级”吗?依我前面的定义,阶级是利益共同体并有继承性(对他们的儿女),则职业并不是一个凝聚力的源泉。确实,他们的或合或分,并非取决于职业岗位,而更多的是经常同宗教、文化利益、家庭教养等等相关。

在本书的设计中,我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言其作用)作为“职业阶层”(科学的、应用技术的、管理的和文化的)与他们的“地点”或工作场所(商行、政府、大学及社会服务)之间的区别。一个科学家受雇于商行或大学,其“利益感”会大不相同。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或取决于其“职业的”认同感,或取决于其“地点”,并无一定之规。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日益加剧的信条如影随形。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三条:一、消费不足;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增长率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或生产过剩;三、也是最强有力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对马克思而言,竞争是这一制度的支点。资本家间的竞争使他们或削减工资,或增加工作日,当这些难以做到时,他们就以机器取代劳动。但是,由于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基础的萎缩将迫使利润率下降,这将刺激资本的扩张以求利润量的增长。

在所有这些场合下,当工人反抗日益加剧的剥削时,危机将造成阶级斗争。马克思从未设想过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对制度内的危机进行某些调整。但是,没有了阶级斗争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团结的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

还有,财产关系对阶级划分的作用日益减小。谁“拥有”通用公司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从法律上讲,股东是财产所有者,但为了追求高回报,他们经常吃进抛出,对企业并无认同感。在许多场合下,特别是像计算机行业那样的通过企业家创意建立的公司,微软公司的某个比尔·盖茨或英特尔公司的某个安德鲁·格罗夫可能是“所有者”(通常占有很小的股份);但当他们退休时(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创始人汤姆·沃森和他的儿子们),公司便落入职业经理的掌控之中。

第三个概念,“社会阶级”,因其生活方式显著可辨而引起更大的共鸣。但这一概念常常将生活方式与身份、威望和声誉等相混淆。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经说:“富人与我们不同。”“是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答道,“他们钱多。”现在他们更有钱了: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了,但差距的加大,更多的是因为富者愈富,而不是穷者愈穷(贫困线下的家庭数量有所减少)。不必过分乐观就能看到,67%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家居,一亿三千五百万人有私人汽车,等等。就此而言,社会阶级主要是一个市场调研的对象。如果有人把阶级理解为一个“行为群体”或“利益群体”的基础,作为重要政治角色的社会阶级(而不是“消费群体”)是没有多少潜力的[17]。

除了这里正在讨论的框架,“新阶级”这一短语在过去的50年间曾在两个语境下出现。1957年,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一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领导人和与铁托并肩的抵抗英雄,发表了题为《新阶级》的著作为他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决裂进行辩解。吉拉斯宣称,不论就拥有的权力和特权,还是就其通过为子女进入重点大学和谋取高位而延续体制的能力而言,高级党政官员是一个“新阶级”。这一概念——也是事实——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的财产关系是阶级差别的唯一基础的教义相矛盾。不仅如此,吉拉斯表明,新的阶级制度是除了恐怖手段和集中营之外的压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具。总的讲,吉拉斯提出的概念已被社会和政治科学广泛接受[18]。

已往20年间的美国,“新阶级”一语一直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被使用,尤其以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克里斯托尔(Ivring Kristol)的运用而引人注目,它被用于描述主要部门的“知识精英”——尤其是重点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科教授、重要报刊的专栏作家和媒体播音员、政府高级公务员等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式。现在,这一描述已融合在贬义上的“自由”一词中。

这一概念的起源可溯及50多年前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和哈耶克 (Friedrich A. Hayek) 对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批评。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9)一书中,熊彼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和缺乏英雄气概的生活方式”,“它以无聊的股票交易来代替圣杯。”熊彼特说,知识分子靠批评糊口,缺乏“实际经验”提供的第一手知识。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1949)一文中说,在每一个已经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其道路都是由“更积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铺设的。

确实,二战后的西方,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指出的,一直是自由主义文化甚至是“反叛文化”居支配地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欧洲的是右翼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庞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 Eliot), 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W.刘易斯(Wyndham Lewis),以及德国的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圈内的唯美主义或法国的天主教思想家如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和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9]的思想形成了战前的欧洲文化。而且,他们也是反资产阶级的。

在某种过分乐观的经济决定论中,克里斯托尔及其追随者混淆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取向。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阶级是一个专业阶级,经常深入涉足政策,而不是熊彼得描述的“搅局族”那类人。然而,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价值观上确实是倾向于自由或世界主义的。这一思想方式甚至见于共和党人,他们的经济主张是保守的,而社会政策却是通达的——诸如流产、同性恋权利、反对死刑等问题。我早已指出过:“‘新阶级’这一术语是一种语言学和社会学上的混乱,它将一种新的专业和技术阶层同一种文化趋向相混淆。”在硅谷这一后工业社会的前卫,人们可见到许多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意志自由论者(非保守的),他们热衷于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20]。

妇女简论

过去25年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妇女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专业工作领域的新角色。在1950年,“典型的”劳工图景是,70%的工作者是丈夫们,家有一妻二子。今天,这类人只占劳动力的15%,而50%多的妻子们是职业妇女。

任何社会变化都是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文化取向和使这些取向市场化的能力。关于男女平等权的文化取向可回溯到100多年前,回溯及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21]等人写作的年代。但是,使这些倾向市场化的能力只是过去25年间才有的,而这归因于后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里的“工作”通常主要指男性的工作,无论在车间,还是公司管理层;妇女则就业于纺织厂或制衣厂,或充任打字员、秘书、售货员等。当时的风尚是,年轻女性,尤其是其中的“白领”族,婚后便退休在家相夫教子——尽管在南部以及制衣业中、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种族妇女在婚后继续工作或重新工作。

后工业社会的职业,特别在保健、教育和研究领域,是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已经向妇女开放。在1960年,只有6%的25岁以上的女性完成了大学教育,而在1995年21%以上的女性拥有大学学位或受过更高级的教育。今天,管理层中女性占49%(大多作为医疗保健,公共管理、人事管理的办公室主管),约30%的自然科学家、40%多的大学教师、30%的律师和50%多的教师(不计高校)、图书馆员、设计师以及心理学家是女性[22]。

妇女地位的非同寻常的变化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社会变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在2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23]。

发展的阶梯

现代社会的社会学转变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在美国和西欧,从1950到1970年间(据Nathan Keyfitzd的估计)中产阶级人口从2亿增长为5亿。我所谓的中产阶级,大致指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再像昔日那样辛劳之极,而已经开始注重家居方便——洗衣机、电冰箱、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甚至一部汽车。这些都是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的产品,是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战后社会消费的经济基础。

从1990年开始,我们看到了亚洲社会——东亚和东南亚——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变。甚至在印度,中产阶级虽是少数,也占人口的15%、或1亿5,000万人——这是一个半日本的人口。未来十年首要问题显然是,或者这些国家——印度尼西亚、南韩、泰国——的金融风暴加速其社会和政治崩溃,或者恢复增长,尽管增速不如以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经济发展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如果把后工业社会定义为从制造业转变为服务业,则英国、大多数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已经跨入了后工业时代。但如果把信息社会定义为拥有的基础科学存量并有能力将这一存量中的知识转化为产品——即通常所谓的“高科技”——那么只有美国和日本可以说已进入信息时代。

会有多少其他国家跟进?有一个大致的“技术”阶梯,可依次表示任一社会的经济重心的转移或变化。该“技术阶梯”分列如下:

1、 资源基础:农业和采掘业

2、 轻工业:即纺织,制鞋,等等

3、 重工业:即钢铁、造船、汽车、工程

4、 高技术:即工具、光学、微电子、计算机、电讯

5、 未来: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空间站和卫星

R.多尔(Ronald Dore)多年前已指出,130年前,日本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

几乎同时参与到扩张中的世界经济之中。但拉美国家没有取得日本那样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大地主阶级和军队反对现代化。

日本是攀登技术阶梯的典范:只用了50年。这一进步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始于轻工业。当其他国家因工资低廉而大举进入这一领域时,日本则进军钢铁和造船业,并在这两个领域取代了英国。但是,这是能源密集型的产业,而当石油危机、特别是1973年以后,日本又挺进了工具制造、光学、微电子,并携带着新的生产技术(计算机辅助)进入汽车工业。

理论上讲,使国家攀登技术阶梯的推力有三:一定时期的国内和平与稳定,这使得投资者有回报预期;一个庞大的制造和加工产品的企业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阶层;一个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教人以算读,这是理解新技术的关键。

正如有一个技术阶梯,我们可以在发展中的社会里看到一个“消费阶梯”。可简单地将这些阶梯分类如下:

1、 维持生计

2、 需要

3、 需求

4、 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5、 各种奢侈

处于维持生计水平的社会(如孟加拉国)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基本食品——米、

面、面包——通常占收入的半数。恩格尔定律(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

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定律,他建立了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变化比率)标示了购买力从维持生计沿着收入斜线上升的轨迹。

需要——食物,衣服和居所——人人皆然,有其原始的生理基础。随着社会收入的增加,需要让位于需求。需求是心理上的,随个人趣味的养成而各异。许多趣味是基于对虚构情形的认同。如在19世纪或在今天,趣味来自电影、电视,来自广告。当变“帅”成为一种渴求,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焦点便集中在对模特儿的仿效上。

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基本需要和需求满足后的剩余收入。在此阶段,钱财可用于多种目的——旅游、珠宝和陈设品、业余癖好、娱乐。

奢侈品有其社会学意义。它们是特征显著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们树立了与他人争辉的标准,它们博得赏识。奢侈品可以是高尾轿车、精心建造的房屋、昂贵的油画和出版物,等等。

这里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社会在不停地界定其标准。昔日之向往常常成为今日之必需品。中产阶级的标志,事实上是生活水平转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新界定,是市场随着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增长而兴起。

大众消费,需要和需求依然是任何社会的主要基础。但随着收入增长,处于生活方式水平上的人们开始考虑身份地位,身份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早的例子是时装和时装业的兴起,它强调的是个人署名的和指定的设计,而非大批量生产,尽管大批量成衣制造商会很快开始对时装进行仿造。)

在社会学上,生活方式的变化同从阶级向讲究身份的变迁相联系。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首要的关注是经济:有工作、有衣食、有住房等。在讲究身份的社会里,社会认可程度,或不同风格的礼服或女装的选择,成为所谓的个人主义的标记(即使这种个人主义只是他人的个人主义的模仿)。阶级与机械化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相联系,这个社会的目标是将生活从生理的和心理的需求提升到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水平。身份地位涉及特色产品(如时尚)以及展示品位的渴望,或得到个人所属社交圈的生活标准的认同。身份的一个微妙象征是礼品赠送,送礼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24]。例如,日本是个非常注重送礼的社会,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等级关系一整套暗示。这样,送礼在一年中的不同时节就成为一种仪式,上下级互送礼品,互惠和赏识的程度就此建立。

从阶级到身份的转变,如我试图界定的,是一个社会变动的特征,且一直在人类社会中重复出现。它一直是伟大的风俗和道德小说的主题,如斯汤达的《红与黑》,“一位来自外省的年轻人”于连在寻求着进入巴黎社会之路,或巴尔扎克的小说,如《高老头》,主人公拉斯蒂涅通过对上层阶级的观察,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

不同于19世纪,在20世纪末,贵族已消失,甚至一个有着固定的上流社会的“社会”观念也变成了一串影子。现在,名声和社会威望是靠媒体建立的。同样明显的是消费阶梯上的上升者人数剧增,以至经验的缺乏使得他们对自己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感到困惑。对许多人而言,消费主义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泛滥的时装、美食、休闲和旅游杂志,对那些正在寻求与其新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成了品味的标准[25]。

随着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如果经济增长、特别是亚洲和欧洲的经济增长能继续,这类身份困境的情形将会倍增。可以预见的是竞争的舞台在地域上和在全社会中的扩大(即在消费阶梯上攀升人数的增长),是因特网等形成的亲合团体而造成的个人相互影响的倍增,是文化融合的加剧,是老的、传统的社会精英对这些变化的新冲击的抵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一系列代际间的“文化战争”,是许多国家在拼命抵抗“美国化”,尤其当美国出品的电影和电视节目被如此这般解读时,“美国化”被视为这些冲突的根源[26]。

短缺的终结?

30多年前,“计算机控制革命”——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机械一体化——的先知们预言了“几乎无限的生产力系统”,它将使工作与收入无关(见本书“结语”,第四节[27])这一预言是以对生产力增长的错误预期为基础的,先知们没有预见到服务业的扩张。

今天有一个相似的欣快症,“新经济”的倡导者们宣称,信息克服了(至少一个)短缺问题,因为信息一旦发表或披露,人人可用之;若将其保存,也极易取回再用。这样,与商品不同,信息不会“耗尽”。

这一论断的困难是,它忽略了与发现适当信息相关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信息的有效性及其利用的关键决定因素,即判断力——判断力无可度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短缺的性质有着实质区别——分布性商品和位置性商品的区别。分布性商品,如汽车、电脑、电子装置,可以较低的成本翻倍增长而愈来愈实用于大众。但位置性商品天生短缺。一件位置性商品可以是山顶别墅或海滨假日楼榭,可以是公司主管或大学系主任的职位,可以是一个排队等候利用尤塞米提谷的休闲设施或其他的国家信托财产的名次等。只有少数人可享用位置性商品。因此,只有少数人可居住于马撒葡萄园[28]而不致人满为患或使其沉入海中。

正如我指出的(见“结语”,第四节),对霍布斯以来的哲学家们而言,消除短缺是结束社会冲突和竞争的必要条件。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分布性商品成倍的增长,围绕身份或位置性商品的竞争——以及这类商品的匮乏——将日益成为后工业社会里特别是在职业领域里竞争和冲突的根源。

安排时间

在商品生产或工业社会里,经营的关键是存货的管理。一个人手中存货太多,他不得不支付“第一位的”生产成本和过剩商品的仓储费用——还有,储存商品过期时还要消化损失。当有需求时而手中存货太少,握有竞争性商品的对手则占去了市场份额。存货管理是利润的支柱。(在一项创造性的革新中,商务公司看到了联邦航空的创建者F.史密斯(Frederick Smith)的航空系统和服务在订单的交货期之间形成了“飞行存货”,从而降低了大规模储存的需求。)

在信息社会,首要问题是时间管理。人类依昼夜节律生活,而一天只有24小时。整个地球根据太阳的运动而划分为不同的时区。传统上,大部分人遵循着乡间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工光源的发明改变了我们的昼夜模式,而且全球的信息和活动“实时”发生——这一术语好生怪异,似乎以往的时间是不真实的。这一术语只是简单地表示,信息几乎是同时传送的:一个人在东京与波士顿人通话,他们的讲话可即时听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意思是可以取消空间界限,通过“仿真装置”感觉到我们在另一个三维空间。我们可以在太空或洞穴中四处游荡,似乎身临其境。

时空——我们用以构建现实的坐标值——的分解,是迈向信息社会主要步骤之一。这一步骤转换为实际的问题和产品。约20年前,想看某个电视节目,你必须“准时”在场,否则就错过了节目,如同没有按时到达而误了飞机或火车。但随着盒式磁带录像机的发明,可以录制节目在“自己的”时间播放,如同自己安排音乐唱片的播放。以往,要听音乐录音制品,必须把唱片或磁盘放入带有扬声器的录音机里就近欣赏。小型化的发展产生了“随身听”,人们可以随处播放音乐。多年前,要从银行取款,必须在营业时间内前往。自动取款机的发明使相关信息存入一个中心,交易电子化使你可在数千英里以外、在任何设有机器的地方从帐户取款。通讯方面的最新发展是电子信箱。旧式笨拙的邮政系统需要人工收集、传送和投递信件。传真加快了通信速度,但仍需手执函件通过传真机发送。电子信箱通过计算机,简便而直接。这样,时间和空间以人的意愿而重构。

然而,所有这些发明都有代价。正如我在25年前指出的(见本书“结语”,第四部分[29]),在评估得自不同的“时间节约”的损益中,这些选择从无形中重新引入了效用分析。人们在对闲暇的盘算中成为了经济人。

对于知识阶层,特别是对经理们来说,其决策关涉远为复杂的工作和经常随时要满足的需求。如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的,从办公室到机场候机厅,到旅馆或回家,“人们从未离线”,总是被传呼或手机拴住。随着“距离的消亡”和全天不停地穿行全球的信息,经理和金融商们总是“随时待命”,必须对政治事变,汇率,股票和债券价格迅速作出评估,还要应对由复杂的决策造成的各种问题。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的,这种情形变成了无延续的瞬间。或如已引证过的Staffan Burenstam Linder的话:“时间可能成为所有商品中最匮乏的。”

两难标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照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依照后工业世界的新的技术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必须予以考虑——规模变化。

有一个关于当代的空话,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坦率地讲,我不解其意。如果试图有分析地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发现其外延和内涵都不清楚。如果指的是速度或速度的加快,这些词只表示公制——一个度量单位。但是,变化的情况怎样,我们在衡量什么?“变化”本身是空洞的,因而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在变?云“一切”都在变,也是语焉不详。

但是,可以从规模这一概念得到一个较好的视角。规模变化就是形态变化。就其涵义,这一观点可追溯到伽利略的平方-立方定律:物体面积增加一倍,则体积增加二倍。如果使一个社会组织的人员增加一倍,你就实质性地改变了它。一个拥有5万学生的大学与其30年前拥有5千学生时用同一个校名,但人数的增加使组织结构的变化成为必要。

通讯革命正在改变着人类活动的规模。乘“实时”通讯之便,我们首次打造相互依存的、以体制日益变动不居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体制内一些变量的重要性的消长或某些单元的冲击和动荡,立刻在所有其他部分引起反响。

规模管理一直是社会组织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无论教会、军队,还是经济企业,更不必说政治秩序。当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以及政治和行政管理单位间的规模和谐一致时,社会将很好地发挥其合理的功能。但现在的情形是规模的日益错配。正象多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谈到的,对于大的生存问题来说,民族国家已经太小,而对一些小问题而言它又太大[30]。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方针日益无力应对世界经济的浪潮(经济峰会的协调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当政治决策集中于中央官僚机构时,对于其治下的各种地方和区域单位的多样性和主动精神来说,民族国家又太大。就此而言,在后工业社会里——特别是在过渡时期的安排中——如果有一个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社会学问题,就是规模管理。

结论

在本前言里,在本书中,我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然而,就全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理解的社会而言,这一用语并不恰当。人们专注于其修饰语形式,如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这些用语似乎表示,可用一个贯穿各方面的主线来确定一个社会的特征,象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或索罗金[31]的知觉和客体文化观念所表示的一个统一实体。详述先前所陈,我所理解的社会由三个不同的领域构成,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相协调,以不同的历史节奏运动着。这些领域是:技术-经济体制,政治秩序和文化。

技术-经济领域可谓是一个系统,因为其构成变量的结合与联系太紧密(在生产、消费和投资方面)以至任何一个变量的性质和重要性发生变化,会对所有相关变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经济中,有一清晰的线性变化原理,这就是替代:若其他生产方法更佳和更有效,那么,旧的方法将在成本的驱使下被取代。核心的术语是“最大化”和“最优化”,即为了更大的产出而在竞争者之间配置稀缺资源。

政治秩序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如英国和以色列)阐明的一整套法律和程序,或者是由经典或教义、传统或仪式所诠释的理论形态的宗教或说教。政治秩序是由强制或认同来规范的——强制来自武力或党派,认同来自公民的自愿服从。这些规范确立了执法和维持治安的方式,决定着在社会中获取地位、权力和权利的方式,决定着这些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因合乎大众的价值观和习俗而获得合法性。政治秩序没有线性变化,但是有阶级或掌权者的更替,有反映着价值观变化的标准观和意识形态的改变,有规范的合法性的变迁。

文化领域是意念和想象表现之地——意念,如宗教或哲学教义的汇编;想象表现如艺术。文化表现方面的变化多种多样:

·传统变化,它守卫着变化之门,在靠权威经典维持着的传统的地方决定着取舍。

·内在性变化,如同音乐中的奏鸣曲式或绘画中的透视和错觉,是结构的逻辑展开。

·导致实验的变化,它常常在旧形式被穷尽之时出现,如序列音乐和十二音列的出现,如写实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

·导致混合主义的变化,它是各种风格和人工制品的广泛借用与混合,如波普艺术[32],如毕加索对非洲艺术形式的融合。

但是,由于文化首先是意念的领域,人们可见两种模式。一种是融合,如两种宗教的融合。(埃及人的偶像司繁殖的女神和地狱判官可见诸腓尼人的偶像中;伟大的女巫见诸古代世界的各种文化;太阳神教和摩尼教并行于罗马帝国。)

但是,更有意义的是那些伟大的历史性宗教的延续——印度教、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已存在数千年。许多政治帝国瓦解了,一些经济制度消失了,然而,那些伟大的历史性宗教的精髓犹在。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印度教和佛教的达摩,犹太教的一神论,天主教的圣餐,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哲学信条和教义有着超验的力量,这是它们得以延续的源泉。

如果我们看到很长的各时期里在社会各领域中起作用的原理各不相同,那么,将历史按统一的阶段进行划分,而每个阶段各有其独特本质,如黑格尔所理解的独特的时代精神,或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的各种生产方式图式——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就此而言,“历史的终结”这句话有何意义呢?)

后工业社会涉及技术-经济领域的根本变化,它对在技术-经济领域居中心地位的教育、劳动和职业产生了最大的冲击。由于技术-经济的变化对政治秩序提出了“控制”问题,我们发现,旧的社会结构正在解体,因为主权和权力的政治状况不适合经济状况。在许多地区我们看到了经济日益一体化,而政治日益多元化。

然而还有一点与以往的技术发展不同,即后工业社会是理论知识的汇集的产物,这样,科学便成为其特征。科学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由和开放的力量,因为它关于自然的发现和理论植根于观察的检验之中。也如同我在讨论中(“结语”,第2部分)指出的,象许多社会机构的作用一样,科学的作用受到了官僚化的威胁,或屈从于政治或商业,这一知识和文化生活问题在整个历史上经常发生。

象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进步一样,后工业的发展使得男人和女人们更加能够把握自己的社会命运。但是,这只有在理性自由和政治开放的天地里才有可能。自由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抵抗那些手持枷锁者。这是知识的第一言和最后一言。

[①] 在一些受饥饿之苦的国家里(除了孟加拉国),食品问题大多不是个农业问题,而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或分配制度的失败。缅甸曾是个大米出口国,但奈温的独裁政权建立后,它成了大米进口国;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是由于门格斯图的马克思主义政权造成的小商贩系统的瓦解;索马里的饥饿是由于部族冲突造成的土地无法耕种;俄国拥有与北美的北达科他和萨斯喀彻温面积相当的小麦产区,然而由于社会组织的失败,其产量不及北美的三分之一。

[②] 原文为“大国家”(Large Countries),应是“大公司”(Large Company)之误。——译者

[③] 迄今为止“抹平”文化的最强大的力量是征服——军事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罗马帝国制定了通行整个帝国的法典,这些法典成了大部分西方法律的基础。地方性宗教通常是宽容的。文化霸权力量最突出的例子,象D.贝尔(David A. Bell)提醒我们的,是伊斯兰教。自从有了7世纪的穆罕默德教义,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西班牙、巴尔干和中亚到南部非洲,其信条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着。所及之处,当地文化被消灭,一套极其严整划一的信条被推行,在中东,传播了阿拉伯语。在这些例子中,征服的工具是刀剑而不是技术。技术更多地关乎变化的速度,而非变化的特征。技术所能为的是文化和时尚在全球各地的普及。

[④] 莫奇利(John W. Mauchly),1907-1980,美国物理学家,他和J. P.小埃克脱一起于1946年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译者

[⑤] ISDN证明了新系统发明中的一个问题。最初,人们喧闹着欢呼这一通讯领域的“革命”。问题是,每家电话公司,如曾在该领域领先的北方电讯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各自引入了自己的ISDN系统,且它们之间是不兼容的。经过十多年的谈判,在政府的干预下,才使统一的行业标准得以建立。

[⑥] 1996年,网景的“航海者”网络浏览器软件占有80%多的市场份额。主导着个人电脑销售的微软公司逐渐意识到因特网的兴起,注意到网景的威胁。微软公司迅速开发了自己的网络浏览器,将其与自己的视窗软件捆绑销售,迫使每一个视窗软件的用户使用它的浏览器。两年内,耐特凯普的市场份额下降了近一半。这一结果是美国政府于1998年向微软提起的反托拉斯诉讼的依据之一。

[⑦] 电话通常是在两个用户之间有直接连线的“线路转变”网络。因特网用的“信息包[分组]交换”,信息被分装于小包中,每包信息标有已在因特网中注册的不同地址,很像装载着各种邮件的同一辆邮政卡车。这样,信息包交换,扩大因特网的容量。

[⑧] 1989年,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在距日内瓦不远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为文本图像和录音材料的交流而开发了通讯协议(超文本传送协议)。到1991年,为了从档案中检索信息和在线信息交流,欧洲核研究组织开发了网站服务器和浏览器。作为超级链接在文件中嵌入URL(统一资源定位器)地址,这一性能意味着用户可点击这个或那个信息源而无需写入地址和现存文件的名称。

[⑨] 一位研究古典著作的教授最近开始在因特网上检索关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参考书目。由于网络的无序,他找到了4万4千个网站,包括许多关于“芝加哥郊区”的参考书目和西班牙语中的单词“盘子”。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网址,名曰“第四部:探索柏拉图的Middle对话”(Plato@evansville.edu)和其他三个有关哲学和法学论题网址。由于有一个关键词“四部曲”,不仅这网址本身容易被寻找,而且资料被分类整理,只有那些学者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才被展示。

[⑩] 195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卡茨(Elihu Katz)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出版了他们独创性的著作《个人的影响》(格伦科自由出版社,伊利诺斯),试图描绘出公众舆论和时尚的形成途径。通常的观点是强调大众传媒或广告等等的作用。但是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发现了大众传媒和个人之间的他们称之为“守门人”的介入。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小集团或组织的成员,他们就电影、服装及其他消费品交流看法;“守门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判断被认为最重要,他们左右着朋友们和追随者的反应。识别这些守门人已成为市场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但是,因特网通过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扩大这类“关系亲密”的组织而极大地改变了个人影响的模式。

[11] 我不得不在此搁置作为“商品”的信息的估量问题。信息之不同于商品的重要之点是,商品会被用尽或因超时而作废(如汽车),但信息不同。信息和知识一样,由于它不会被耗损,它在许多方面作为免费的或公共产品发挥作用。那么,如何给信息定价并视之为价值的源泉?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的一篇重要论文的主题。1995年4月12日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一次讲演中,阿罗教授谈道:“大约15年前,杰出的社会学家、我的朋友丹尼尔·贝尔提醒我说,我应该考虑‘信息价值论’,使之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如同‘劳动价值论’在古典经济学中的角色。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建议。我带着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优越神态,耐心地解释道,劳动价值论旨在对相对价格做出说明,而信息,不论你如何定义,都难当此任。商品交换确实并不与其信息含量成比例。我争辩说,事实上,含有高信息量的商品可能是很廉价的,因为信息可以被廉价地再生产,即使最初的保护非常昂贵;每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知道,它属边际成本,是再生产的成本,这是恰当的。

我的回答中的细节没有错,但我没有抓住贝尔的要点。事实正在反驳我。令人吃惊的是,在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一些商品中,信息几乎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即使这是特例,信息作为生产力的源泉和价值源泉的作用日益在许多市场中得到验证并日益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因素。因而,在这次演说中,我想建立起两个概念间的联系,两者在文献中的确被探讨过,但都不令人满意:1),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的作用;2),知识密集型公司的特征及其对财富的权利。”K.阿罗:《信息和产业组织》,Rivista Internat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occasional paper,1994。

[12] 奎因:《本质》,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13] 有关这里的区别,还要提到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著作:《发明、增长和福利:技术变革

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版),“为经济分析计”,应区别一般知识和技术知识,或增加知

识的生产和增加商品的生产。一般知识,如人文学科“对商品生产中的专门问题并无特定的用途。”但

在技术知识的第二层面上,他包括了计算机程序和工程方案,它们“在商品生产中有用,却并无知识

的增加”。

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一个误导;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日益来自理论知识的整理,

其规划是商品生产的变化的导向。

[14] 用Michael Polanyi的话说,存在着“意会知识”,它是一种直觉,常常是,比如说,当一个人通过反

应或实验而开始寻求解决方案的进程时,会有一种对答案的潜意识的感悟。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来说,这一感悟近似于答案的“显形”,它们通常产生于公式和方程式之前。

[15] 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凡有利益共同体和继承性、并有由制度造成的各种权利合法性的地方,便有阶级存在。家族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原初的正当性。关于这一制度的详尽研究,见我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第2章《美国家族资本主义的瓦解》,(自由出版社1960年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发行了附有后记的再版本)。

[16] 有关50多种管理和专业岗位的详细分类统计,见1997年《美国统计摘要》表645。

[17] 鉴于此,不难理解两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考察了有关阶级的文献后发表的不满:“这一发展是对我们学科遗产的令人震惊的背叛。”见格鲁斯基(David B. Grusky)和索伦森 (Jesper B. Sorensen),《阶级分析方法能复生吗?》,《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03卷第5号(1998年3月),第1188页。如两位所云,他们通过对资料和标准的分解、通过探索更小一些的“集体行动”范畴来寻求“分层系统的完全重构”。

关于作为一种职业的阶级的权威论述,见布劳(Peter M. Blau)和邓肯(Otis Dudley Duncan):《美国职业结构》(韦利,1967年)。莱特(Erik Olin Wright) 在《阶级》(伦敦,沃索出版社,1985年)一书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关于对阶级范畴在当今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而有力的批评,见Jan Pakulski和沃特斯(Malcolm Waters):《阶级的灭亡》(伦敦,哲人出版社,1996年)。

[18] M.吉拉斯的《新阶级》。把官僚作为一新阶级进行的讨论,实际上较早出现于托洛茨基主义者运动,

出现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对苏联和斯大林进行描绘的争论中。在《被抛弃的革命》一书中,仿

照马克思对路易·拿破仑在法国的作用的分析,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统治描绘为“波拿巴主义”,意即

一个人握有政治权力,却不能改变基本的经济制度。托洛茨基宣称,虽然被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的政

治作用所“扭曲”,取消了私有财产的苏联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他在托洛茨基者运动中的

对手则宣称,一个新的官僚集体主义制正在被制度化,从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以“新

阶级”一语使问题具体化,吉拉斯为这个观点带来声誉。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见该书第一章《苏

联:官僚和新阶级》。

[19] 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对英美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艾略特,1888~1965,

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世纪文化有极大影响;耶芝,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晚年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刘易斯,1882~1957,英国作家、

画家,漩涡画派创始人,曾支持法西斯主义;格奥尔格,1868~1933,德国抒情诗人:克洛岱尔,1868~1955,

法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20世纪上半期法国文学的主将;G.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小说家、

政论家。——译者

[20] 关于克里斯托尔的观点,见巴里-布里格斯(Barry-Briggs)编《新阶级》(特伦萨克辛出版公司,1997年),第5-6页。克里斯托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总括:“新阶级大量控制或支配着:有声望的私立和公立大学里的人为和社会科学学院,专科学校,师范院校;大部分的全国性媒体组织——有影响的日报,大部分期刊,图书出版业,商业电视网络,唱片、电影和大部分的教育传媒;艺术;基金会和其它与影响民意相关的非赢利慈善机构;研究机构;相当部分国会雇员;联邦社会福利机构以及政府的日常事务机构。可以想见,新阶级的价值观和情感正在浸入:自然科学院;商业学校;广大的学校教师;州和地方政府官僚机构;教士;广告业;工会的、特别是政府官员和白领雇员;所有薪给专业人士;甚至事务社团,特别是在公共关系领域,长期规划和国内教育规划领域。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职员的整体,而不是行业,他们以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分析和文字技能而保持其地位。”

在我的《弯路》(俄博特出版社,1980年版;特伦萨克辛出版社1991年再版)一书中的论文《新阶级:一个混乱的概念》,我详细阐述了不同意见。

布林特(Stephen Brint)在《专家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对“新阶级理论家”们的观点作了详尽的经验性分析。他发现,“新阶级”在人口统计和行业分布上是分离的,专业人员的政治倾向更多的是与其雇主和管理者接近,专业阶层与自由价值观的特殊关系被夸大了。见第8-9页。布伦特写道:“总的证据显示,专业人士中最为自由化的部分——从该理论的任何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新阶级的成分——在趣味上也非远离习俗或在政见上明显地倾向中左,他们也确实很少表现出对商业文明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反对。”(第19页)

[21] 苏珊·安东尼,1820-1906,美国女权主义者。——译者

[22] 详细分类,见《美国统计摘要(1997)》表465,“职业岗位,性别、种族和拉丁后裔”。

[23] 说明:1965年,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特别成立了2000年委员会,我主持了会议。委员会的报告《走

向2000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97年再版。其大部分关于社会结构变化的预见不失为出色的

先见之明。然而预料之外的一个特征是后工业部门中妇女角色的变化。1970年是转折点,当时有大量

女性重新工作。

[24] 大致说来,交往的种类有三:经济、社会和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是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并且,长期交易由合同所规范。政治交往发生在由贿选、取悦选民、官职授受等形成的利益和政策的地方。社会交往是由身份地位,同学关系和个人联系形成的(甚至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世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将社会交往制度化的社会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上层阶级的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25] 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基础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20周年纪念版,第285-295页),我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

[26] 阶级和身份问题,社会结构中的职业构成和社会组织的变化,都提出了关于后工业政治的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其轮廓正在显现。在这里进行讨论将离题太远。可以说,后工业政治绕之旋转的轴心有两个。一个被称为“认同政治”,这有关种族、性别、是少数民族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这是从政治排斥向政治包容的运动;就此而言,“肯定性行动”一直是政治性竞争中的开端(wedge Issue)。另一个是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称的“后物质主义”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是安全和生活质量。它是环境和城市规划问题、是人工流产和对个人安全的担忧,是在这个国家许多地方新的住房开发与周边隔离造成的“封闭社区”的问题。其中的许多问题渐渐演成“文化战争”,原教旨主义的右派、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指称的国家的“道德败坏”和谁该为这假定的状态负责进行着争吵。许多新的分裂已超过了传统的右派和左派、保守和自由的分野,因为人们发现,共和党人在个人行为问题上可能是自由派,而在经济上则是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主张在校学生的“道德监护”,而在社会福利上可能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学上(将身份政治学与经济的阶级政治学相对照)建立多维轴心的努力之一是我编纂的《极右政治》(Doubleday,Anchor,1964年),其中包括了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李普塞特(S. M. Lipset) 的论文。特伦萨克辛出版公司将于2000年再版该书,普洛特克(David Plotke)撰写了新的导言。我曾在《威尔逊季刊》(1992年夏季号)撰写过论文《美国的文化战争》。英格尔哈特的观点以及对43个国家的研究,见他的著作《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7] 中文本第500-522页。——译者

[28] 马撒葡萄园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岸外的岛屿,长约20英里,宽约2—10英里,因岛上多葡萄而得名。经济以夏季游艇和旅游业为主。——译者

[29] 中文本第500-522页。

[30] 见《无序的未来》(1977年),收入我的文集《弯路》。

[31] P.索罗金(Pitirim Sorokin)1889~1968,出生在俄国的社会学家,1922年旅居美国,1930年在哈佛大学创办社会学系,1949年在哈佛大学成立创造利他主义研究中心,对社会学和历史学有所贡献。

[32] 波普艺术(Popular Art),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一个反传统的具象艺术流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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